3.窝囊气
我的指甲又往掌心里陷了几分。疼痛从手掌蔓延到手臂，再到心脏，最后汇聚到眼眶——但我没有哭，连眼眶都没有红。我只是看着他，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你想怎么样？”我问。
何泽虎止住笑，从兜里掏出一包烟——红塔山，好烟，县城里一般人抽不起。他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又掏出打火机，“啪”地点燃。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在夕阳下缭绕成灰蓝色的丝带。
“我不想怎么样。”他吸了一口烟，眯着眼睛看我，“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你妈现在是我的人了。她一个月后从省城回来，我们就住到一起。等我满十八，我们就去领证。”
他说“领证”两个字的时候，语气轻飘飘的，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你妈跟你爸的结婚证早就作废了，寡妇再嫁，天经地义。”他弹了弹烟灰，灰烬落在我的鞋面上，我没有躲，“我就是提前跟你说一声，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你才十六。”我说。
“十七了，上个月刚过的生日。”他纠正我，“你妈给我过的。在市里的宾馆，就你录像带上看到的那个。”
他又在戳我的痛处，一下一下，精准无比，像是一个熟练的屠夫在剔骨。
“而且，”他凑近了一些，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一种炫耀式的亲密，“你妈说了，等我们结了婚，就搬到市里去住。她在那边找了个学校的活儿，工资比镇上高两倍。我爹给我在市里买了套房子，三室一厅，带卫生间的。你妈看了，喜欢的不得了。”
他每说一句，就在我心里钉下一颗钉子。三室一厅，带卫生间，市里的工作，比镇上高两倍的工资——这些就是母亲“向前看”的生活，这些就是她用身体换来的“好日子”。
“所以呢？”我问。
“所以，”何泽虎把烟头扔在地上，用军靴碾灭，“你别挡道。你好好上你的学，考你的大学，别管你妈的事。你妈跟着我，吃不了亏。你要是识相，咱们就是一家人；你要是不识相——”他停了一下，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眼神里的轻蔑像一把钝刀，慢慢地、慢慢地割着我的脸，“你一个穷学生，能翻出什么浪来？”
他说完，拍了拍摩托车的后座：“要不要我送你回宿舍？顺路。”
“不用。”
“那行。”他跨上摩托车，脚蹬发动，引擎发出一阵低沉的轰鸣，排气管喷出一股青烟，“对了，维民哥——录像带你收好了，别到处乱放。那东西要是传出去，你妈在镇上可就没法做人了。当然了，你要是想让大家看看你妈有多骚，我也不拦着。反正丢的是你的人。”
他拧了一把油门，摩托车像一头红色的野兽，咆哮着冲了出去，很快就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团红色的尾灯渐渐变成一个模糊的光点，然后消失在暮色中。
傍晚的风又吹过来了，带着初秋的凉意。我低下头，看见鞋面上何泽虎弹落的烟灰还在，灰白色的粉末混在灰尘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我蹲下身，用手把那些烟灰拂去。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然后我站起来，转身往校门口走。走了两步，想起搪瓷碗还放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又折回去拿。碗里的饭菜已经凉了，粉条凝成一团，白菜叶子蔫巴巴地趴在碗底，油星子结成了薄薄的膜。
我端着碗走到水池边，把剩饭倒进泔水桶，把碗冲洗干净，倒扣在窗台上。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很认真，很仔细，像是在执行某种仪式。
做完这一切，我回到宿舍，从床底下翻出那包录像带，把它们从牛皮纸里拿出来。三盘带子，黑色的塑料外壳，冰凉光滑。我把它们放在书桌上，排成一排，盯着看了很久。
窗外有鸟叫声，有学生的喧闹声，有远处传来的广播体操的音乐。这个世界照常运转，没有人知道这个狭小的宿舍里，一个十七岁的男孩正面对着三盘毁掉他人生的录像带，做着天人交战。
我想把它们砸碎。用锤子砸，用剪刀剪，用火烧，用任何我能想到的方式把它们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去。但我知道，就算毁掉了录像带，也毁不掉我脑子里的那些画面，毁不掉何泽虎那个欠揍的笑容，毁不掉母亲跪在床上的身影。
而且——何泽虎说得对。这些东西要是传出去，身败名裂的不是他，是母亲。
一个女教师勾引自己的学生，在宾馆开房拍淫秽录像——这种事情一旦传开，母亲会被学校开除，会在镇上被人指指点点，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她可能会被拘留，可能会被判刑，可能会……
我闭上了眼睛。
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不管她做了什么，她终究是我妈。那个在我发烧时握着我的手说“妈妈在”的女人，那个在父亲坟前哭着说“我会把维民养大”的女人，那个省吃俭用供我读书、自己三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的女人——
她错了，她犯贱，她不要脸，但她是我妈。
我把录像带重新包好，塞回床底，塞到最深处。然后我爬上床，面朝墙壁，蜷缩成一团。
墙壁上有人用圆珠笔画了一只乌龟，旁边写着“王八蛋”三个字。我不知道是谁画的，也不知道是骂谁的。但此刻，这三个字像是专门为我写的。
王八蛋。
绿头王八。
我妈给别人睡，我还不敢吭声，不是王八是什么？
我把脸埋进枕头里，没有哭。眼泪好像在那天晚上已经流干了，眼眶干得像一口枯井。我只是蜷缩着，一动不动，像一只受伤的野狗缩在角落里，舔舐着流血的伤口。
不知过了多久，宿舍的门被推开了。是我的室友张建国，他是县城人，但偶尔也会在宿舍住。他看见我躺在床上，愣了一下：“苏维民？你没去上晚自习？”
“不舒服。”我的声音闷在枕头里，含含糊糊的。
“哦，那你要不要紧？要不要去医务室？”
“不用，睡一觉就好。”
“行吧。”他走到自己的床边坐下，换了双拖鞋，然后拿起书走了。出门时，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关上门走了。
房间里又安静下来。
我翻了个身，仰面朝天，看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裂缝比昨天更长了一些，从灯座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蜿蜒的河流，又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我想起校长说的话：你是县中的希望。
我想起班主任说的话：苏维民，你要争气，你妈不容易。
我想起母亲说的话：妈只是想活得轻松一点。
我想起何泽虎说的话：你一个穷学生，能翻出什么浪来？
是的，我翻不出什么浪来。我打不过他，比不过他的钱，比不过他的拳头，比不过他在母亲身体里留下的那些东西。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忍着。
忍着愤怒，忍着恶心，忍着屈辱，忍着那些肮脏的画面和无边的恨意，坐在教室里，做题，背书，考试，拿第一，考大学。
然后呢？
然后离开这个镇子，离开这些人，离开这一切。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也不回来。
可是——母亲呢？
她是我的母亲。不管她做了什么，不管她变成了什么样子，她都是我妈。我可以恨她，可以怨她，可以不原谅她，但我能扔下她不管吗？
她能跟何泽虎过一辈子吗？那个十六七岁的混混，那个把她当玩物的男孩，那个用录像带来羞辱她儿子的混蛋——他能给她什么？几件漂亮衣服，几瓶香水，一套市里的房子，然后呢？等他玩腻了，等她老了，等她不再年轻漂亮了——他会怎样对她？
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夜，转得我头痛欲裂，转得我胃里翻江倒海，转得我恨不得把脑袋往墙上撞。
天亮的时候，我终于睡着了。
梦里没有母亲，没有何泽虎，没有录像带。只有一片白茫茫的雾，我站在雾中间，前后左右都看不见路。我大声喊叫，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我拼命奔跑，却始终在原地打转。
然后我醒了。窗外天光大亮，早操的广播在远处响起，喇叭里传来第七套广播体操的开场白：“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坐起身，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拿起书包，走出宿舍。
教室里的座位还是那个座位，黑板上的板书还是那些板书，同桌还是那个同桌。一切都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和录像带出现之前的每一天一样。
但我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坐直了身体，翻开课本，拿起笔。笔尖触到纸面的那一刻，我的手抖了一下，纸上留下一个歪歪扭扭的黑点。
我把那个黑点涂掉，重新开始写字。
一行，两行，三行。
字迹渐渐工整起来，和从前一样。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我的手背上，温热的，明亮的。我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天空很蓝，有几朵白云懒洋洋地飘着，远处操场上有人在跑步，有人在打篮球，有人在嬉笑打闹。
这个世界还在转。
不管我有多痛苦，不管母亲有多不堪，不管何泽虎有多嚣张——这个世界还在转。太阳照常升起，饭菜照常要吃，试照常要考，大学照常要上。
我只能跟着它一起转。哪怕我已经被碾得血肉模糊，我也得转。
因为停下来，就是死。
我把那行字写完，翻到下一页。
教室里安静得只剩下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像春蚕啃食桑叶，像时间啃食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