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过二线关

进了车间，总算稳稳噹噹做下来了，也就意味著我能挣钱了。我这人从小家里条件一般，没什么钱，但对花钱向来不吝嗇，该用就用，该花就花。

请她——好吧，以后就叫女朋友——吃好吃的、看电影、溜冰、唱卡拉ok。我前面也说过，我语言天赋还算不错，靠著从书店买的一本普通话与粤语对照手册，一个月时间就能流利地跟广东人交流了。那会儿我还在想，在温州的时候，怎么就没见著这种手册呢。

粤语歌我也唱得不错。厂里有个保安，总爱拉著我比唱歌，可我从不跟他爭。贏了又能怎么样呢。他一抢过麦克风开唱，我就站在旁边给他鼓掌喝彩。说实话，他唱得確实比我好，就是没我长得精神。女孩子们也只是淡淡地为他鼓几下掌。慢慢地，他也就不再找我比了。

而我和女朋友的关係，一直不温不火。我也说不清缘由，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但出於道义和责任，我始终以她男朋友的身份陪在她身边，对她是真心实意地好。

可她总觉得，关係如果不再进一步，心里就不牢靠、不踏实。她想帮我洗换下来的衣物，我没让。这些小事我自己完全能做，再说她上班也累，我不想再让她为我辛苦。

只是她们那边的传统观念里，男女关係要么靠这些日常照料来维繫，要么就得靠更进一步的方式定下来。可后者我更怕。我还小，她也还小，也就比我小几个月而已。

我这人平时看著嘴甜口花花，爱说些活络话哄人开心，可骨子里对待感情，却执拗得有些传统。在我心里，清清楚楚地刻著一句话：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就是耍流氓。所以我一直逼著自己，多看看她的好，多记著她的温柔——其实根本不用刻意去寻，她本就是个好姑娘，待人真诚，心思细腻，连我隨口说的喜好都记在心里。可我心里总有个坎儿，说不清道不明。更让我无奈的是，她太没有安全感了，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危机感，像一层薄霜，裹著她，也缠得我喘不过气。

她总怕我哪天就变了心，怕我唱歌受人夸、长相惹眼，身边围的女孩子多了，心思就不在她身上了。那些在我看来无关紧要的目光，在她眼里，全是会抢走我的隱患。我也试著跟她解释，说我这人看著热闹，心里却比谁都拎得清，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可那些掏心窝子的话，像落在棉花上，终究没能焐热她心底的不安。她想要的，是一份能死死攥在手里的踏实，是看得见、摸得著的承诺。可我那时候太年轻，心里装著责任与道义，装著对未来的懵懂，却唯独没做好把一辈子都拴在一个人身上的准备。

我能做的，只有一如既往地对她好，陪她去吃街角的小吃，陪她逛拥挤的夜市，在厂里护著她，不让她受半分委屈。可我渐渐发现，我对她越好，她反而越慌，好像这份好太不真实，隨时都会消失。有时候我看著她小心翼翼的样子，心里又酸又涩。明明我抱著最认真的心意，明明我们都没有做错什么，却总像隔著一层看不见的薄纱，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

为了让她安心，我特意在跟家里通电话的时候，当著她的面，跟父母好好介绍了她，还大大方方说，我刚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和她住在一起了。就这么一件事，把她哄得踏踏实实，开开心心地乐了整整一个月。

我还特意让父母赶紧为我办边防证，好能带她进sz市里去玩。

九十年代的深圳，每天都有上万人像潮水一样涌进来。可没有那张巴掌大的“深圳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再大的雄心壮志，也只能被死死卡在布吉检查站外面。现在的人很难想像，当年想去深圳谋生，比现在出国旅游还要难。关內是璀璨的灯火，关外是密密麻麻的打工人。去公明、宝安玩一玩还行，想进市区看场球赛，看看世界之窗，別的都可以不带，边防证必须揣好。

那时候办边防证不容易，不少人熬夜排队、托关係、找熟人，就为办一张有效期一年的证。要是碰上武警查证，证件一不对，当场就得打道回府。还有人为了偷偷进关內，摸黑爬山钻树林，被抓住还要挨一顿训。我那时候刚稳定下来，心里也痒痒，总想著进关內看看真正的深圳是什么样子。

边防证还没寄到，颱风先来了。

1995年8月底，我在深圳经歷的第一场颱风，叫“肯特”。

那几天厂里早早就传开了，说有个强颱风正衝著珠江口来。车间里年纪大些的工友说起前几年的颱风，讲得绘声绘色，铁皮房顶被掀飞、树拦腰折断，听得那些刚来深圳的小姑娘脸都白了。主管提前下了通知，颱风天全厂停工，所有人待在宿舍不准外出，食堂提前备好两天的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