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需要党委坚定支持。”郑龙说,“当时天州市委市政府下了决心,常委会通过相关文件,纪委监督执行。”

“有两位副处级干部托人说情想留在机关,被市委书记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最后乖乖下去了。”

他说得平静,但另外三人都能想像当时的压力。

柳千稳点点头:“党委的坚强领导是关键。但公安工作不仅要解决內部管理问题,更要应对外部挑战。”

“我注意到郑厅长在天州打掉了几个涉黑涉恶团伙,还破获了稀土盗採大案。这些案件中,有没有遇到新型犯罪形態?”

这个问题触及了郑龙最核心的经歷。

他沉默了几秒,脑中闪过张强牺牲的画面、矿洞里暗藏的提纯设备、境外嫌疑人赵东明疯狂的眼神。

但他不能展开细节,尤其是涉及国安和未破案件的部分。

“新型犯罪往往与旧问题交织。”郑龙选择了一个相对概括的角度。

“比如稀土盗採案,表面上是非法採矿,背后却涉及走私、洗钱、职务犯罪,甚至可能关联到境外势力。”

“犯罪团伙的组织形態也在进化——他们不再像传统黑社会那样打打杀杀显山露水,而是以合法公司为外壳,用资本运作掩盖非法活动,用利益输送编织保护网。”

他停顿一下,补充道:“而且这类犯罪往往具有跨区域、跨行业、跨国境的特点。”

“一个案子,可能牵涉多个省市,涉及矿產、金融、外贸等多个领域。公安机关如果还停留在『属地办案』『条块分割』的旧模式,很难打深打透。”

陈远舟深有同感:“我在江南也办过类似案件。一个跨境电信诈骗团伙,伺服器设在东南亚,话务窝点在西部某省,取款团伙在东北,涉案银行卡开遍全国。”

“我们协调了六个省市,光开协调会就花了两个月。等部署妥当,犯罪团伙早就转移了。”

方剑放下笔,揉了揉眉心:“这就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了。”

“现在公安系统有『云端打击』『团圆系统』等全国性平台,但实际运用中,跨省协作依然存在壁垒。”

“数据共享不充分,管辖权限有爭议,办案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更不用说涉及境外的,还需要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或双边警务合作,周期更长。”

柳千稳突然问:“郑厅长,天州在打击跨区域犯罪方面,有没有尝试突破机制限制?”

郑龙想起了“雷霆行动”中全省联动的场景。

省公安厅、省国安厅、多个地市警方同步收网。

但那是在廖良、陈建平相继落马,省委主要领导亲自督办的特殊背景下实现的。

“我们有过一次全省联合行动。”郑龙斟酌著措辞。

“前提是省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成立高规格的专案指挥部,打破部门、地域界限统一指挥。效果很好,但毕竟是特事特办,难以常態化。”

他话锋一转:“不过在那次行动后,我们推动建立了天州与周边三市的区域警务协作机制。”

“每月召开视频联席会议,重大线索即时通报,紧急情况可先处置后补手续。运行半年,联合破获跨市案件三十一起,比以往同期提高两倍。”

“这个经验有价值。”陈远舟认真道,“区域协作可以作为全国一盘棋的过渡和补充。等几个区域机製成熟了,再推动更大范围的整合。”

討论渐入佳境。

方剑提到司法行政与公安的衔接问题:“现在社区矫正对象中,有相当比例是刑满释放人员或缓刑人员。”

“这些人回归社会后,公安的管控和司法行政的帮教如何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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