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6章 方若云的追问

方若云眨了眨眼睛。“是沙子。外面风大。”

克己看了看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在路灯下轻轻摇著，没有风。“没有风。”

方若云没有回答，把他搂进怀里。克己把脸埋在她肩膀上，小手搂著她的脖子。

“方阿姨，你是不是想爸爸了？”

方若云的声音有些发涩。“没有。方阿姨没有想他。”

克己说。“那你想谁？”

方若云说。“想你。”

克己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我也想方阿姨。”

她知道，年定邦是沈逸川，常青是穆晚秋。他们两个人经歷了那么多——从1938年重庆的茶楼，到1949年香港的板间房，到1954年伦敦的国会大厦。一起挨过饿，一起躲过追杀，一起在邱吉尔面前说过话。她是后来的那个。她不是常青，她只是一个后来者。她没有参与过那些年，没有见过沈逸川在军统的样子，没有见过穆晚秋还在叫林婉清的样子。她只见过现在的沈逸川——写小说的、脾气好的、有时候会在书房里发呆的沈逸川。她不知道这算不算不够。

但她知道，沈逸川写年定邦的时候，心里想的是穆晚秋。写常青的时候，心里想的也是穆晚秋。她不是常青。她是谁？她是方若云。

茶楼里，张一鹤念了几封读者来信。有位读者写道：“《悬崖》和《零下38度》都是谍战，都发生在哈尔滨。但《悬崖》里周乙是孤独的，他一个人扛著所有的秘密。《零下38度》里年定邦不是一个人，他有常青。虽然他们互相瞒著，但他们是两个人。这就是最大的区別。一个人扛著，那是悲壮。两个人一起扛著，那是温暖。”

另一位读者的信更有意思。“李少將先生，年定邦的原型是您自己，常青的原型是林婉清，对吧？那方小姐在这本书里是谁？她会不会在后面的章节里出现？年定邦和常青会不会也遇到一个像方小姐一样的人？您写《借枪》的时候写了裴艷玲，《偽装者》里写了汪曼春。每一个男主角身边都不止一个女人。年定邦身边难道只有一个常青？我不信。”

沈逸川在下一期“少將信箱”中回应了这封信。他写得很慢，改了两次，最后定稿的版本是这样的。

“有读者问，年定邦和常青会不会遇到第三个人。我的回答是：年定邦和常青的故事，跟方小姐无关。1940年的哈尔滨，只有一个常青。”

他没有提方若云的名字，但读者都知道他在说谁。

连载到了最关键的一章。年定邦发现常青的真实身份。他站在窗前，背对著她，沉默了很久。窗外哈尔滨的雪还在下，落在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他问了一句话，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常青坐在床边，手里攥著一瓶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药品。她沉默了很久，嘴唇在发抖。然后她抬起头，看著年定邦的背影。

“我是中共地下党员。”

年定邦的肩膀颤了一下。他转过身，看著常青。两个人对视，谁也没有说话。窗外的哈尔滨零下38度，但他们的手是热的。年定邦走到她面前，蹲下来，握住她的手。

“我是军统特工。诈死隱居的军统特工。我骗了你很久。”

常青的眼泪掉了下来。“我也骗了你很久。”

年定邦说。“那我们扯平了。”

茶楼里的读者读到这段，有人拍桌子，有人嘆气，有人沉默。一个老军统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声音有些发涩。

“这才是真实的谍战。不是打打杀杀，是睡在一张床上的人，突然发现你是敌人，我是敌人。这比任何枪战都可怕。枪战死的是身体，这个死的是心。但他们还活著，还握著对方的手。这就够了。”

穆晚秋在巴黎的酒店房间里读完了这段。她放下报纸，看著沈逸川。

“年定邦和常青最后活下来了。我们呢？”

沈逸川看著她。“我们也活下来了。”

穆晚秋又问：“那方若云呢？她活下来了吗？”

沈逸川沉默了一会儿。“她也会活下来的。她比我们都坚强。她一个人在香港，带著三个孩子，没有抱怨过一句。她比我坚强，也比你坚强。”

穆晚秋没有接话。她走到窗前，背对著他，站了很久。

深夜，巴黎的塞纳河在月光下闪著银光，梧桐树的叶子一片一片地落下来，飘进窗台。沈逸川一个人站在窗前，手里还握著那份《香港商报》，翻到连载版。他想起方若云，想起她在电话里问“他们中间会有第三个人吗”的声音。那种小心翼翼的语气，像是一个怕被拒绝的人，在问一个不敢问的问题。

年定邦永远不会遇到方若云。因为那是1940年，方若云还没有出生。年定邦的人生里只有常青。但沈逸川不是年定邦。他的人生里，有穆晚秋，也有方若云。一个是从1938年陪他到1955年的女人，一个是从1954年嫁给他的女人。他不能选择，也没法选择。

他拿起笔，在便签纸上写下几行字。

“年定邦只有一个常青。沈逸川也有一个常青。但沈逸川还有方若云。”

他看了很久，把纸折好，放进口袋。窗外巴黎的夜风轻轻吹过，梧桐叶沙沙地响，像是在低声说著什么。远处的艾菲尔铁塔的灯光在夜空中闪烁，一闪一闪的，像是谁在黑暗中慢慢地眨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