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巴黎奥利机场的候机大厅里,阳光从玻璃穹顶倾泻下来,在地板上投下巨大的几何光影。沈逸川和穆晚秋站在登机口前,手里各拎著一只皮箱。阿诺雷专程从巴黎市区赶来送行,手里还提著一瓶香檳,用棕色纸袋包著。

“沈先生,穆女士,祝你们一路顺风。”阿诺雷把香檳递过来,用法语说了一长串。穆晚秋翻译:“他说,等你们到了好莱坞,替法国电影界爭光。別让美国人把你们的才华埋没了。”

沈逸川接过香檳,塞进隨身的帆布包里。“放心。我连英语都说不利索,美国人埋不了我。他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阿诺雷笑了,跟沈逸川握了握手,又跟穆晚秋贴了贴脸颊。广播响了,法语和英语交替,催促旅客登机。沈逸川和穆晚秋告別阿诺雷,走向登机口。飞机是波音377,四引擎,座位不算宽敞但比他们从香港来欧洲时坐的那架好多了。沈逸川靠窗,穆晚秋坐中间,靠过道是一个六十多岁的法国老太太,头髮花白但精神矍鑠,戴著一顶蓝色贝雷帽,手里拿著一本法文小说。

飞机起飞后,老太太注意到穆晚秋手里那本法文版的《巴黎党卫军》,封面上印著沈逸川的名字。她主动搭话,用法语说了一句。穆晚秋微笑著回应,两个人开始聊天。她们聊得很投机,老太太偶尔发出爽朗的笑声,穆晚秋也跟著笑。

沈逸川坐在旁边,一个字都听不懂。法语在他的耳朵里是一串黏黏糊糊的音节,像塞纳河的水,流过去就过去了,什么痕跡都不留。他只能看窗外的云,一片一片的,像棉花糖堆在一起。偶尔低头看看手錶,又抬头看看天花板上的指示灯。飞机已经飞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窗外的云层还是那样。

穆晚秋用法语跟老太太聊了近两个小时。老太太问穆晚秋是不是作家,穆晚秋说不是,她是作家的翻译。老太太看了看沈逸川,又看了看穆晚秋,用法语说了一句话。穆晚秋翻译过来。“她问我们是不是夫妻。她说看你们坐在一起,又不像刚认识的。”

沈逸川用英语说了一句“yes”,老太太满意地点了点头。她举起手里的酒杯,朝沈逸川晃了晃,用生硬的英语说了一句:“you are lucky. she is beautiful.”沈逸川听懂了,笑了。“thank you.”老太太又用法语说了一长串,穆晚秋没有翻译,只是笑了笑。

沈逸川转过头看著穆晚秋,忽然发现,他对她的了解少得可怜。他知道她叫穆晚秋,知道她是王亚樵的手下,知道她杀过人,知道她隱姓埋名十几年。但他不知道她的英语是在哪里学的——那么流利,那么地道,连英国人都听不出破绽。他不知道她的法语是在哪里学的——那个法国老太太说她的法语说得比巴黎人还好,没有口音,连俚语都用地道。他不知道她看过海明威,不知道她读过《流动的盛宴》,不知道她还会多少他不知道的东西。她像一座冰山,他看到的只是水面上的一角。

飞机降落在洛杉磯国际机场。比预定时间晚了快一个小时。沈逸川和穆晚秋走出航站楼,加州的阳光扑面而来,乾燥,炽热,跟巴黎完全不同。棕櫚树在路两边高高耸立,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机场出口处,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举著“mr. li”的牌子,戴著一副墨镜,头髮梳得一丝不苟。他迎上来,用英语自我介绍。穆晚秋翻译:“他说他叫汤姆,是电影公司派来的。《史密斯夫妇》的导演本来要来接机,临时有事来不了。他给你们安排了酒店,在比弗利山庄附近。”

车子驶出机场,上了高速公路。加州的高速公路又宽又直,两边的棕櫚树一排一排地向后退。穆晚秋看著窗外,忽然说了一句:“这就是美国。”沈逸川看著她。“你以前没来过?”穆晚秋摇头。“没来过。王大哥来过。他跟孙先生来过。”她靠在车窗上,望著远处的好莱坞山,山上白色的“hollywood”字母清晰可见,在阳光下闪著光。“二十年前,王大哥跟我说,等打完仗,带我们去美国看看。去纽约,去华盛顿,去好莱坞。他没等到。”

沈逸川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搭在她手背上。穆晚秋没有缩回去,也没有说话,手指微微收拢,扣住了他的手指。车子驶过日落大道,停在了比弗利山庄附近的一家酒店门口。酒店不大,但很有格调,米白色的外墙,门前种著几棵棕櫚树,门童穿著红色制服,戴著白手套。汤姆帮他们办好入住手续,把房卡递给穆晚秋,用法语说了一句“bonne journée(祝您愉快)”,然后开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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