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笑的时候露出一排被烟燻黄的牙齿,牙缝里还塞著晚饭的肉丝。他伸手拍了拍水莲的肚子,拍得不重,但水莲整个人都僵住了。她感觉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翻动,不是孩子踢她——是一种更剧烈的、更不舒服的搅动。一股细密的疼从腰往下坠,像是有人在她身体內部拧开了一个阀门。她咬著嘴唇,没有出声。

“等你生了儿子,”赵德贵喷著酒气,“就把你转卖到山西。那边的煤老板出价高,比买你的时候花的六千还多,这买卖划算。”

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出房间,连门都没关。夜风从敞开的门灌进来,带著院子里的猪粪味和水塘边的腥气。水莲坐在床边,双手紧紧捂著肚子,指甲掐进掌心。她不是在害怕——她是在想。山西是什么地方?离这里多远?如果比这里还偏,她这辈子是不是就再也回不了家了?念安怎么办?她生下来的孩子会被留在赵家,而她会被卖到另一个地方,给另一个男人生孩子,然后再被卖掉。她不是一个女人。她是一块地。谁买了就种,种完了收割,收完了再转手。

肚子里的绞痛越来越剧烈。那种痛不是从外往里打的——是从里往外翻涌的,一股一股地往下坠,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撕开她的身体拼命往外挤。她低头看去,腿间洇开了一片温热的湿痕。不是血——是羊水。她伸手摸了摸床单,手指上沾满了透明的液体,带著一股淡淡的腥味。

预產期还有一周。赵德贵的话,让孩子提前来了。

水莲用尽全身力气喊了一声赵母。声音不大,但穿透了整栋房子的寂静。赵母披著褂子衝进来,只看了一眼就知道出事了。她转身踢开赵德贵的房门,把还在鼾声大作的赵德贵从床上拽起来,让他去发动拖拉机。然后回到水莲的房间,把门关好,用一张被子裹住她的肚子。

“別使劲。”赵母按住她的肩膀,声音难得地不像平时那么硬,“离镇上还远,你在路上生,大人小孩都保不住。”

水莲用尽最后的力气抓住了赵母的手腕。她的手冷得像一块铁,指甲陷进老太太松垮的皮肤里。她看著赵母的眼睛,嘴唇翕动了好几下,才挤出一句完整的话。

“孩子……孩子叫念安。怀念的念,平安的安。”

赵母愣了一下,问她:“你说啥?”

水莲没有回答。她的手鬆开了。疼痛再次涌上来时,比之前更猛烈,像一盆滚烫的水从腰际浇下去,淹没了她所有的意识。拖拉机突突突的引擎声从院子里传来,赵德贵在骂骂咧咧地发动车。赵母看著床上满头冷汗的水莲,又看了看窗外还没亮的天色,把到嘴边的某句话咽了回去。

拖拉机载著水莲顛簸在山路上,车斗里舖著一层稻草,赵母坐在她旁边,一只手扶著她,另一只手攥著一个装红糖的布袋子。车灯照不远,只照亮前面一小段坑坑洼洼的山路。身后是越来越远的赵家村,前面是越来越黑的夜。

水莲仰面躺在稻草堆上,看著头顶的星星。星星很多,密密麻麻地挤在天上,像她小时候在老家院子里看到的一样。她伸手去摸自己的肚子——不是在摸孩子,是在摸那个藏在衣服底下的东西。虎头鞋。她临出门时趁乱从床板下面摸出来,塞进了怀里。两只都带上了。

她不知道孩子能不能活下来。但她知道,不管孩子去哪里,鞋都要跟著。

拖拉机顛了一下,水莲疼得弓起了身子。赵母在旁边喊著什么,她听不清。她只记得那夜的星星很亮,亮得刺眼。

然后一切都沉了下去。

那年七月初九,水莲在镇卫生所的產房里躺了整整十一个小时,最后生下来一个死胎。

男孩。

脐带绕颈两周,还没出生就走了。医生说是受到了外力震动导致的早期胎盘剥离,乡下叫“惊胎”,没得救。赵德贵蹲在卫生所门口的台阶上,抽了半包烟,骂了一句“赔钱货”,不知道是在骂水莲还是在骂那个没活下来的孩子。赵母站在產房门口,手里还攥著那袋红糖,指节发白,一句话也没有说。

水莲躺在產床上,侧著头,眼睛睁著,看著窗外。窗外有一棵老槐树,树叶在夜风里轻轻摇动。她从怀里摸出那双虎头鞋,放在枕头边上,把鞋面上的褶子一个一个地抚平。鞋底內侧绣著的两个字已经被汗水和血水洇得模糊了。念安。念安不在了。鞋还在。

她的眼神很平静。

平静得像死人潭的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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