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你听我说。”他打断了电话那头的絮叨,语气不急不缓,“我在北京有地方住了。不是地下室,不是出租屋,是一个四合院——后海边上,院子里有棵海棠树,我和小欧住的厢房推开窗就能看见湖。”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顾錚低头喝茶,假装没在听,但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不是借住,是家里。我们几个人住一个院儿,高唬也在这儿,还有顾錚——就是上次你问的那个老乡,院子是他的。他在前院开了个酒吧,我晚上在那儿驻唱,小欧在店里当经理。不是打工,是当经理,管帐管人,工资比我在剧组当配角还高。”他说到这儿笑了一声,那笑声里有种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骄傲——不是炫耀,是一个在外面漂了太久的人,终於能跟家里报一声平安的时候,才会有的那种笑。

电话那头的声音明显大了些,黄博把手机往耳朵上贴了贴,笑著往后躲了一下:“真的没骗你。你要是不信,我给你寄照片——算了,照片也看不全。你跟我爸什么时候有空,来北京看看。路费我出,住的地方现成的,中院还有空厢房,顾錚说了,专门给你们留著。”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忽然有点哑。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他终於能说出这句话了。他终於不用再在电话里含糊其辞地说“挺好的”“还行”“不用担心”,终於不用再把小欧推到镜头外面、把地下室的潮湿霉味藏到通话结束之后。他终於能让父母来看看他的生活——不是他编造的生活,是真实的、推开窗就能看见后海的安稳生活。小欧靠在海棠树下,手指把笔记本的边缘捏出了褶皱,眼眶红了,但嘴角是弯的。她看著黄博把手机贴在耳边、跟母亲说“路费我出”的样子,想起三年前他第一次带她回青岛,他母亲偷偷把她拉到厨房,塞了个红包给她,说“你们在外面要好好的,不行就回来”。那时候他们住在地下室里,她把红包藏在了枕头底下,有一次交不起房租,拿出来数了好几遍。她知道那个红包不能动,那是老人家攒了很久的,不是给他们的,是给“他们能过好”这个念想的。现在这个念想终於变成现实了。

电话那头又说了好一阵子。黄博听著听著,低下头,用手指在棋盘上无意识地拨弄著那颗白子。

“嗯,我知道。以前你让我回去,是心疼我。现在不让你心疼了。”他顿了顿,“妈,我在北京混出来了。”

掛了电话,他在石凳上坐了很久,手里还攥著那部破诺基亚,屏幕上的通话时长已经归零。

后海方向传来一首新歌,旋律陌生,但那个醇厚慵懒的嗓音把每个字都唱得很清楚,像是专门唱给这个夜晚听的一首安魂曲。黄博忽然站起来,走到海棠树下,仰头看著那些藏在枝叶间的芽孢。小欧走到他身边,把他的手从身侧牵起来,十指扣在一起。他没有说话,她也没有。后海的风从院墙外吹进来,带著湖水微微的腥甜和远处酒吧街的烟火气,把他们两个人的头髮都吹乱了。

“等妈来了,”小欧终於轻声开了口,“我做一顿青岛菜。鮁鱼水饺,辣炒蛤蜊——就是不知道北京的蛤蜊有没有青岛的鲜。”

“有。”顾錚靠在藤椅上,闭著眼睛接了句话,“后海菜市场有个卖海鲜的大姐,胶东口音,蛤蜊每天从青岛发过来。来了让博子带你去挑。”

黄博转过身来,看著藤椅上那个闭目养神的人,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有些话说了就是轻的,不说反而重。他重新坐回石凳上,把棋盘上那局残局端详了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语气诚恳又郑重:“錚子,我想在院子里种棵无花果树。青岛老家院子里就有一棵,每年秋天结果子,甜得很。”

“种。”顾錚睁开一只眼,“跟海棠树隔远点,可以种你窗前,別抢养分。”

“行。”黄博用力点了点头。小欧在旁边看著他那副认真的样子,笑出声来,笑声在安静的院子里显得格外清脆。她想起刚才电话里婆婆说的最后一句话——“那你们好好的,等妈去看你们。”她深吸一口气,把这句话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回味了好几遍,每回味一遍,嘴角就弯得更深一些。

高唬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屋里出来,手里拎著三瓶啤酒,往石桌上一搁:“我刚才好像听见有人说要种树?种树得喝酒庆祝——这是我们青岛的规矩。”

“青岛什么时候有这规矩了?”黄博皱眉。

“我刚定的。”高唬把瓶盖咬开,一脸理所当然。三个人都笑了。笑声穿过海棠枝叶,被后海的晚风带出去老远。

顾錚从高唬手里接过一瓶啤酒,用瓶盖边缘轻轻碰了一下黄博手里的那瓶:“敬你在北京混出来了。明天会更好。”

黄博低著头,把啤酒瓶在手里转了又转,然后抬起头,眼底有光,比后海对岸的灯火还亮。“敬这院子。”他说。

“敬这院子。”三个人齐声说。三个酒瓶在月光下轻轻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像给这个夜晚盖了个戳。头顶海棠枝丫在月光下微微摇晃,无花果树还没有种下,但根已经扎在这片土壤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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