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3章 產品还是作品

第223章 產品还是作品

哈丽特·门罗创办《诗歌》的时候。

是以惠特曼的诗句“要有伟大的诗人，必先有伟大的读者”为杂誌格言。

所以，她一直以来都是以提升诗歌的艺术地位，以及提升公眾对诗歌的关注度为方针在审稿。

永远不会在审稿过程中掺杂个人偏见与流派偏见，喜欢的稿件是偏大眾一点的。

而乔治·狄龙就不一样了。

乔治·狄龙作为一个学院派诗人，创作风格是比较传统的，比较注重在格律、意象方面的运用。

当然，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

在21岁时就出版了首部诗集《风中少年》，获得《日晷》杂誌的高度评价。

——《日暑》是创刊於1840年7月的超验主义运动刊物，刊登过爱默生、梭罗等著名诗人的诗歌作品，在1920年代时的主编“玛丽安娜·穆尔”，后来还成为了《诗歌》的核心作者。与《诗歌》杂誌一样，都是现代诗歌发展的重要推手。

在《风中少年》之后，乔治·狄龙在25岁，也就是1931年时发表了诗集《开花的石头》，並以此获得了次年的普立兹奖与古根海姆奖学金。

不过，乔治·狄龙虽然也擅长抒情、爱情题材的诗歌创作。

但在遣词造句方面，却比恩尼要华丽、考究的多。

例如他在《开花的石头》中的代表诗篇：

《致失败者》—一且让孤独缄默不言，若要詰问你所失的一切，就去责怪风吧。

《无法忍受的美》—一她的身躯似由，火焰与雪交织而成。我暗想，纵使心跳有朝一日停止，这般光景，也会永存於我记忆之中。

《黎明的问候》——囚於牢笼的意识，醒来吧：此刻你正飢肠轆轆。你曾饱食大地的果实，也曾遍尝天上地下的滋味。

当然，乔治·狄龙的诗歌，优点是很明显的，在情感与文学性的表达上毋庸置疑很优秀。

但正是如此，他的诗歌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够大眾。

平常阅读他的诗歌的人，都是精英阶层或是知识分子，他所使用的那些晦涩的意象，以及较高的审美门槛，让很多普通民眾都无法接受这样的诗歌。

而且他的诗歌，所表达的情感也比较私人，都是表达自己的情绪，简单点说就是“不接地气”，无法让民眾產生共情。

也正是这些原因，让《诗歌》杂誌在美国民间的影响力一直很难扩散出去。

此时。

容貌秀气，浓眉大眼，身形有些瘦削的乔治·狄龙，正伏案在桌前，撰写对於《从前慢》这首诗歌的评论。

如果从他的本意出发，的確只是一篇评论而已；可从他的用词出发，就更倾向於是抨击了。

简单的一个字来说—他认为这首《从前慢》很“俗”，可以说是俗不可耐o

什么“长街黑暗无人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在他看来都是技法、意象极为拙劣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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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被奉为金句的“一生只够爱一人”。

在他看来有种19世纪廉价妓女的美，所谓的审美门槛低就代表著一种廉价的迎合。

如果一首诗歌让普罗大眾都能读懂，在他看来就是俗气、廉价到了极致。

他的印象中，能让所有人都无门槛接受的，就只有被人蔑视的涩情小说。

而这首《从前慢》，显然也能归为这一类。

毫无文学性，字里行间都充斥著取悦公眾的廉价与娱乐性。

与此同时。

在乔治·狄龙撰写评论的时候。

同样在诗歌领域声誉不菲的《肯庸评论》也加入了“评论”的行列。

位於俄亥俄州甘比尔镇的《肯庸评论》编辑部。

《肯庸评论》的主编约翰·克罗·兰塞姆，也因为久仰“恩尼·里瑟”的大名，阅读了其在《纽约客》上发表的诗歌。

与《诗歌》相比起来，《肯庸评论》这本杂誌更是学院派中的学院派。

1939年，作为美国新批评派的核心人物，约翰·克罗·兰塞姆在肯庸学院创办了这本文学期刊。

肯庸学院是美国一所私立文理学院，成立於1842年，也可以唤做“凯尼恩学院”，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卓越声誉。

在全美文理学院中位列前茅，最佳文理学院本科教育中位列第12位。

毕业的学生往往都能前往世界著名公司任职，例如高盛集团、摩根大通、瑞士联合银行、宝洁公司等。

1939年的时候，兰塞姆正在肯庸学院中任职，由於厌恶美国文学界彼时的印象式批评与意识形態化写作。

所以以“新批评”理论为核心，创办了《肯庸评论》这本刊物，在早期依靠学院资金与私人捐赠运转。

而所谓的“新批评派”，用最简单的话语来解释—一就是拋开一切外部因素，死磕文字本身。

也就是说，拋开作者生平、读者感受、时代背景等所有附加的东西，只分析一部作品的本身。

具体实践起来，就是只盯著语言的张力、讽刺、意象、隱喻这些细节，不用去理会作者当时在想著什么，也不用管读者有没有被作品感动哭什么的。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编辑、诗人、评论家，约翰·克罗·兰塞姆是颇具权威的。

在1959年退休后仍活跃於文学界，並在1966年时入选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1973年时获得诺奖提名，一生中获奖眾多。

不过，作为一个学院派的诗人、评论家，他也存在著审美上的偏见。

他最为主张的一点就是—一诗歌审美应该拒绝功利性与通俗化表达，诗歌的本质是对“世界本体”的认知，而非情感的宣泄、道德的说教或大眾的娱乐。

因此，他认为诗歌应当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

要是一首诗歌过於通俗、贴近大眾生活、传递共通的情感的话，就完全缺乏诗歌本体的深度。

这种诗歌就只能算作“產品”，而不是“作品”，只能算是充满功利性、功能性的文字，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诗歌。

如果非要比喻的话。

约翰·克罗·兰塞姆认为诗歌就跟衣服一样，最简单、最物美价廉的衣服，自然是公眾的最爱。

可在时装评选上，这种衣服能算是真正具备美感的衣服吗？

答案是完全不能。

所以，一首诗歌若是过於通俗与简单，就跟最物美价廉的衣服一样，完全缺乏了深度与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