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春天,来得迟缓而犹豫。

残雪在背阴的墙角、屋顶的瓦楞间顽固地存留著,与挣扎著冒出些许绿意的杂草、以及胡同墙壁上经冬未褪的、洪水留下的深色水渍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灰暗、斑驳、了无生气的图景。

风依旧料峭,但已失去了隆冬时刮骨的力道,变成一种绵长而渗透的阴冷,能钻进人骨髓深处,带来一种从里到外、挥之不去的倦怠和……停滯感。

这种停滯感,不仅瀰漫在尚未完全清理的废墟和人们疲惫的脸上,也悄然渗透进机关大院厚重的门墙之內。

从天津、瀋阳参观学习归来的王建国,带著一脑袋关於半自动化生產线、低温分割技术、更科学的检疫流程以及那边工厂相对“宽鬆”些的物资保障体系的见闻和思考,踌躇满志地回到部里,准备將所学所思,结合肉联厂的实际,形成一份详实而有建设性的报告,为厂里的“有限度升级”计划爭取更多支持。

然而,他很快发现,部里的空气,与他出差前相比,似乎也凝滯了许多。

走廊里人们脚步依旧匆匆,但交谈的声音压得更低,脸上的表情更加谨慎,甚至有些木然。

各种学习和会议依旧繁多,但討论的內容,似乎更多是在重复一些原则性的、正確的,却缺乏具体操作性的空泛话语。

关於技术引进、设备更新、生產革新的具体议题,在层层匯报和“研究研究”中,变得步履维艰。

他带回的那些图纸、数据、建议,在几位直接相关的处室领导那里得到了一些礼节性的讚许和“很有价值”、“值得研究”的评语后,便被搁置在了案头,似乎要等待某个更合適的、或者说,更“安全”的时机。

王建国不是愣头青,他立刻嗅出了空气中那丝不同寻常的、名为“观望”和“谨慎”的气息。

他知道,自己“抗洪模范”的光环正在逐渐淡去,部里乃至更高层面的关注焦点,似乎正在发生某种微妙而不可言说的转移。

在这样的大氛围下,任何“冒进”的、需要投入资源和承担风险的技术革新提议,都很容易被视为“不合时宜”甚至“出风头”。

他必须更加耐心,更加策略。

他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工作重心。

不再急於推动那份全面的升级报告,而是將其拆解,化整为零。

他选择其中最紧迫、爭议最小、也最容易见到实效的一点——改进屠宰车间的废水处理和初级消毒环节——作为突破口。

这部分工作,直接关係到防疫安全和环境卫生,政治正確,投入相对较小,技术难度不高,却能立刻改善工人工作环境和產品质量。

他撰写了一份简明扼要的技术方案和预算申请,直接递交给分管技术的陈正部长,並附上了在天津学习时拍摄的几张相关照片作为对比。

这一次,陈正部长很快有了批覆,字跡遒劲:

“此议甚好,关乎生產安全与工人健康,应予以支持。请技术处、计划处会同研究,儘快落实。”

有了部长的明確批示,事情推进起来就顺畅了许多。

虽然预算被砍掉了一小半,但基本的改造资金和设备还是批了下来。

王建国明白,这是陈正部长在用一种更务实的方式支持他,也是在提醒他,做事要讲究策略,积小胜为大胜。

他將主要精力放回了部里技术处的日常工作,同时兼顾著肉联厂那边“试点”改造的推进。

他让自己像一滴水,重新融入部里这台庞大而沉闷的机器,谨慎地观察,耐心地等待,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巩固和拓展自己的人脉与信息渠道。

他不再轻易发表对宏观政策的看法,只就具体的技术问题提出专业、稳妥的建议。

他与陈正部长的秘书李秘书保持著不近不远、但沟通顺畅的联繫,偶尔能从其口中听到一些更高层面的、关於经济调整和工业发展的模糊风向。

就在王建国努力適应著部里这种“外松內紧”、“多做少说”的新节奏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闯入了他的视野,也打破了四九城这潭表面停滯的湖水。

这个人叫沈墨,约莫三十五六岁年纪,身材高瘦,面容清癯,戴著一副黑框眼镜,眼神锐利而略显疲惫。

他並非部里干部,也不是哪个厂的技术人员,而是刚刚从上沪某研究所,通过某种內部协调渠道,“交流”到部里技术处下属一个新成立的、名称颇为含糊的“技术情报与前瞻研究组”担任副组长的。

这个小组的组长由技术处一位即將退休的副处长兼任,基本不管事,实际工作由沈墨负责。

小组的任务听起来很宏大:搜集、整理、分析国內外相关行业技术发展动態,为部里决策提供“参考”。

但在当前环境下,这个组的地位有些尷尬,既无实权,经费也有限,更像一个务虚的“清谈”部门。

沈墨的到来,起初並未引起太多注意。

部里这种“交流”干部不少,大多是来镀镀金,或者解决一下夫妻两地分居之类的问题。

沈墨本人也异常低调,除了报到那天在处里露了个面,之后便整天泡在资料室,或者关在分配给小组的那间狭窄的办公室里,对著堆积如山的国內外技术期刊、內部简报写写画画,很少与人交谈。

王建国第一次对沈墨產生印象,是在一次处里討论某型进口工具机技术消化问题的会议上。

与会者大多是老人,发言要么四平八稳,要么纠缠於一些细枝末节的技术参数爭论不休。

沈墨坐在角落,一直沉默地听著,手指无意识地在笔记本上轻轻敲击。

直到討论陷入僵局,主持的副处长有些无奈地点了他的名:

“沈墨同志,你是新来的,也谈谈看法?听说你在上沪接触过类似设备?”

沈墨推了推眼镜,没有客套,直接开口,声音平稳而清晰:

“我在上沪时参与过该型號工具机前期的资料编译工作。根据已公开的技术手册和有限的实物观察,我认为,我们目前爭论的第三个齿轮箱的传动比误差问题,很可能不是设计缺陷,而是装配工艺和后期润滑保养不当导致的累积偏差。这是该型號工具机在使用环境较差、维护跟不上的情况下,一个比较普遍的隱性故障点。与其爭论参数是否达標,不如重点检查现有设备的装配记录和润滑情况,並制定更严格的维护规程。另外,”

他顿了顿,从隨身携带的皮包里抽出一份薄薄的、列印著外文的资料影印件。

“这是去年西德一本工程杂誌上,关於类似结构齿轮箱预防性维护的一篇短文,里面提到了一种现场快速检测偏摆的方法,或许可以参考。”

他发言不长,但句句切中要害,既有实践经验,又有前沿信息支撑,瞬间让刚才那些空泛的爭论显得苍白无力。

主持会议的副处长和其他几位老工程师都露出了惊讶和思索的神色。

王建国坐在对面,心中也是一动。

这个沈墨,不简单。

不仅专业功底扎实,信息敏锐,而且思路清晰,直指问题核心,更重要的是,他敢於在那种场合,拿出“外文资料”这种略显敏感的东西来佐证,显示出一种不同於寻常技术干部的胆识和……某种隱隱的“不安分”。

会后,王建国找了个由头,主动走到沈墨的办公桌前。

那间所谓的“办公室”,其实是由资料室隔出来的一个小间,堆满了书籍和资料,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沈墨正伏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旧写字檯上,对著一本厚厚的英文原版书做笔记,旁边还摊开著几本俄文和日文的期刊。

“沈墨同志,忙著呢?”

王建国敲了敲开著的门框。

沈墨抬起头,看到是王建国,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点了点头:“王处长,有事?”

“没什么大事,就是刚才听了你的发言,很受启发。你对进口设备消化这块,看来很有研究。”

王建国语气平和,带著技术人员之间交流的坦诚。

沈墨放下笔,揉了揉有些发酸的眼睛,语气依旧平淡:“谈不上研究,只是以前接触过一些。纸上谈兵而已。”

“过谦了。你提到的那篇西德文章,能借我看看吗?我们肉联厂有些进口的包装设备,也有类似的传动问题,一直没找到好办法。”

王建国顺势提出请求,既是真想看看资料,也是一种试探。

沈墨看了他一眼,似乎在判断他的意图,隨即从那一堆资料里翻找出那份影印件,递了过去:

“只能在这里看,不能带走。这份资料……来源有些敏感。”

他补充了一句,声音很低。

王建国会意,接过资料,就站在旁边快速瀏览起来。

文章不长,但方法很实用,配的示意图也很清晰。

他很快看完了,將资料递还,诚恳地说:

“谢谢,很有用。你们这个前瞻组,看来还真是藏龙臥虎,能找到这么新的东西。”

沈墨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丝几不可察的、带著点自嘲意味的笑:

“找东西容易,用起来难。我们这个组……也就是个摆设。王处长要是真觉得有用,儘管拿去参考,只要別说是从我这儿流出去的就行。”

这话里的疏离和戒备,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气,让王建国更加確认,这个沈墨,绝非池中之物,也绝非甘於在这个“摆设”部门混日子的人。

他来部里,恐怕另有目的,或者,是身不由己。

“沈组长说笑了,有用的知识,就该分享。”

王建国笑了笑,转而问道,“对了,沈组长是上沪人?怎么想到来四九城了?这边气候可比南方乾燥得多。”

沈墨沉默了一下,才淡淡道:“组织安排,工作需要。”標准的、无可指责却也无任何信息的官方回答。

王建国知道问不出什么,也不再多言,又客气了两句,便转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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