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九岁的夏天,时间仿佛是被南方梅雨季的湿气泡软了,变得缓慢而又漫长。

我们税务局家属院那栋三层高的苏式红砖楼,被连绵的雨水冲刷得露出了陈旧的底色,楼前那两棵巨大的香樟树,叶子油亮得发黑,终日散发着一股浓郁又清凉的苦香。

我的世界,是从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开始的。

窗外就是香樟树,雨点打在宽大的叶子上,声音沉闷又连绵,像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催眠曲。

我喜欢用手指,在蒙着一层水汽的玻璃上画画,画出一个小人,再看着水珠顺着他画出的身体汇集、滑落,像流下一滴滴眼泪。

我们的家很小,三十平米不到,用一道半旧的印花布帘子隔开。

帘子外面是妈妈和我吃饭、写字的地方,一张掉漆的方桌,一个吱呀作响的钻石牌吊扇。

吊扇转得很慢,像个疲惫的老人,搅动的风也是湿热的。

帘子里面是我们的床,我和妈妈一人一头。

她头发上蜂花洗发水的清淡香味,混合著樟脑丸和黄梅天的霉味,是我童年里最能让我感到安稳的气息。

爸爸是什么味道,我已经彻底忘记了。

妈妈说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跑运输,一年到头也回不来。

但我隐约知道,这只是她编造的,说给我听,也说给邻居们听的谎言。

因为有一次,我无意中在床底的木箱里,翻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纸张已经泛黄的《离婚协议书》。

我认识那上面的字。

我没有问妈妈,只是默默地把那张纸重新折好,放回了原处。

从那天起,我学会了做一个比同龄人更沉默的孩子。

妈妈叫程蕾,是县税务局的一名干部。

每天早上,她都会在帘子后面换上那身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税务制服,把长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利落的发髻。

她皮肤很白,是那种常年在室内不见阳光的、细腻的白,细边的眼镜让她看起来比同龄的阿姨们多了几分书卷气。

她总是先给我冲好一碗麦乳精,再卧一个荷包蛋,看着我吃完,然后骑上那辆28寸的永久牌自行车,消失在巷子口的雨雾里。

她的自行车后座,曾经是我的专属座位。

但上了小学后,她就不怎么带我了。

她说,男孩子要学会自己走路。

于是,我每天就撑着一把小黄伞,踩着地上的水洼,独自去上学。

税务局家属院离我的学校不远,要穿过一条长长的、铺着青石板的老街。

街两边是各种各样的店铺:散发着药材味的药铺,挂着腊鸭和香肠的南货店,还有一家理发店,门口总坐着几个穿着跨栏背心、摇着蒲扇的老头。

生活就像我们家那台老旧的莺歌收音机,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播放着固定的节目。

早上是《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午是评书《杨家将》,晚上则是《城乡点歌台》。

日子平淡,琐碎,但有一种让人心安的规律感。

妈妈就是这个规律的维护者。

她的生活,就像一本被她反复审计过的账册,每一笔开销,每一个步骤,都被精确地计算和安排过,严丝合缝,井井有条。

比如,我们家的晚饭,总是雷打不动的三菜一汤。

一荤,一素,一个炒时蔬,再加一碗紫菜蛋花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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