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卖鱼的小贩推着木车，鱼腥味扑鼻，篮子里鲱鱼闪着银光，摊边几个乞童裹着破布，眼神饿得像狼。

转角有家当铺，橱窗里挂着旧怀表和铜扣，门前站个红鼻子的胖老板，冲路人吆喝，嗓门哑得像破锣。

霍克和哈克两艘船的水手都一起上岸，人到齐后，遇到5个穿深蓝色制服的英国海关检查人员，其中2人阻拦我们的去路，3个人上前检查我们的行李，其中1人注意到我携带的雪茄盒，我先抽出1支自己划着了火柴点上吸了一口，然后很自然的给5个海关人员每人分了一支，趁这个功夫，哈克船长上前和其中1个海关人员握手里，递上几先令的小费，在他耳边说：“给兄弟们买杯茶喝。”

霍克船长把手搭在我肩上，对查行李的海关人员说：“这是我们船队的文书，是个梅蒂斯人，我们做棉花生意的用他管账比白人便宜。”

两个海关人员低声讨论两几句：“这个长得白的杂种看来只是个小角色”

“那两个船长得行李比较多，看起来更可疑。”

于是将我的行李草草看过后，觉得没啥疑点，和普通水手一样，轻松放过，而对霍克和哈克船长的行李进行了更细致的检查，确认没有可疑物品后，让我们离开。

这次过关让我觉得，还真如老卡特先生所预料的，我不是白人，容易被白人忽略和轻视，有时反而行事更加便捷。

走出海关，再往前还能看到，街心有个集市，木摊上堆着面包、土豆和干奶酪，摊主裹着围裙，手上油光发亮，喊价喊得满脸红。

几个穿花裙的女人提着篮子，挑挑拣拣，嘴里嘀咕着物价涨得离谱。

集市边上，两个巡捕穿着黑制服，拄着警棍，眼神扫过人群，像在找麻烦。

街对面是家裁缝铺，玻璃窗后挂着呢子大衣，店里灯光昏黄，针线机咔咔响，像是低声诉苦。

巷子深处传来手风琴的调子，断断续续，夹着小孩的笑声和狗吠，乱得像锅粥。

霍克船长掂着烟斗，指着青瓷号的锅炉说：“莫林，这破玩意儿烧了十年，咳得像老肺痨。换新锅炉得一个月，七月下旬才能走。”

他瞅我一眼，嘴角一扯，“你自个儿晃吧，伦敦也好，乡下也罢，别让巡捕抓了。”

哈克船长掏出一叠各种颜色纸张的文件，塞给我，坏笑说：“加拿大林业公司的注册纸，虚的，名字随便填，兴许用得上。玩聪明点，莫林。”

霍克船长又递给我两张字条，写着他俩的落脚地——霍克住码头边的小旅馆，哈克在附近找了个破酒肆。我扫了眼文件，会心一笑，塞进包里。

霍克拍拍我肩，吐了口烟：“有事找我们，地址记牢。别惹麻烦，卡特不爱收拾残局。”

哈克咳了声，和霍克两人，一人扛起一个袋子往码头另一头走，背影晃得像老江湖。

我甩甩头，决定先去霍克船长家，他家所在的公寓离码头最近，况且他下船时让我捎话带钱。

霍克说他在码头跟熟人打了招呼，那人会通知他妻子，一个印度女人，告诉她，我一会儿过去。

我顺着码头边的巷子往中产公寓区走，路过几家当铺，橱窗里旧怀表和铜扣闪着暗光，老板吆喝得嗓子冒烟。

公寓区比码头安静些，红砖楼挤得紧，窗帘后透出烛光，街角有棵榆树，影子晃得像鬼。

霍克的家是个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木门漆得暗绿，门环锈得发黑，旁边花圃里几株蔷薇开得正艳，香气甜得腻人。

我敲了敲门，里头传来轻快的脚步声，门一开，站着个女人，模样漂亮得让我一愣。

她穿着英国乡下女人的装束，灰棉裙裹得腰细，白色亚麻衬衫扣得板正，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一截雪白的胳膊，眉眼像教堂画里的圣母，只鼻子上穿了个细金环，透出点印度味儿。

她冲我一笑，嘴角弯得像月牙，细声说：“你是莫林先生？亚瑟提过你，进来吧。”

我点点头，从包里掏出霍克托我带的钱，小袋银币，递过去说：“霍克船长让我先把这个给你，他得盯着船换锅炉，晚几天回来。”

她接过银币，手指轻得像怕碰碎啥，脸上的笑淡了点，眼底闪过丝轻松，像卸了副担子。

她低声说：“亚瑟·霍克，他又活着回来了？”声音有点抖，像在确认啥。

我嗯了声，尽量放轻松说：“活着好好的，就是忙。”

她点点头，咬了咬唇，低声说：“谢谢你，莫林先生。进来歇会儿吧，外头煤烟呛人。”她侧身让我进屋，鼻环晃了晃，映着门廊的烛光，像颗小星星。

这个印度女人叫出了自己的3个孩子给我认识，两个女孩大的叫安妮，11岁，小的叫玛蒂尔达10岁，儿子叫约瑟夫9岁，他们都在附近上学，今天正好休息，在家帮着做点事。

我注意到这几个孩子都是黑直发，但比霍克还稍微白一点，可能是霍克在海上被太阳晒多了才显得比较黑，长得也都比较像妈妈。

我虽然去过印度，但和印度当地人并没什么接触，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对整个印度的对外贸易进行垄断，外人要买印度的东西只能找他们。

这个印度女人说自己叫塔尼和霍克船长是在果阿认识的，那时她父亲做生意欠了一个债主很多钱，霍克知道后帮她家还清了债务，她父亲无以为报，只能让霍克从他几个女儿里任选一个，霍克船长一眼就看中了她。

那时霍克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务，他们婚后住在浦纳，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直到1857年印度土兵叛乱。

霍克眼看战乱无法马上平息，就辞去了在东印度公司的工作，把塔尼和孩子们带到了英国来生活，自己买了一条旧的小型商船，走了一个远方亲戚的门路，到美国南方去谋生，从美国南方运棉花和烟草来英国。

他们夫妻相处的很好，霍克在外面闯荡，每次回来都自己或托人带来一笔钱养家，但时间长短不一定，有时遇到海上风暴，交易延期了，就会晚一些回来，这样不稳定的收入，让日子难免得节俭点过，她自己在这里人地生疏，只能做些手工针织，栽培花卉，之类的事情来补贴家用，不能完全指望丈夫。

我走进屋里一股花香混着烤面包的味儿，木地板擦得锃亮，壁炉里炭火烧得噼啪响，暖得像春天的风。

客厅小而整洁，桌上摆着个锡制茶壶，旁边几本书摊开着，封皮皱得像老树皮。

墙上挂了幅油画，画的是艘破船在海上漂，风帆扯得像要裂。

她指了指扶手椅，细声说：“坐吧，我去泡杯茶。”我摆摆手，低声说：“不用麻烦，坐会儿就走。”她没勉强，冲我笑了笑，转身往里屋喊了句啥，声音轻得像风。

没一会儿，门帘掀开，走出来个老太太，瘦得像根干柴，背驼得像弓，穿着件灰布长衫，头发白得像霜，扎成个松垮的髻。

她脸色蜡黄，眼窝深得像凹进去了，手里拄着根细木杖，颤颤巍巍地挪过来。

霍克的印度妻子扶着她坐下，低声说：“这是亚瑟的母亲，身体不太好，嗓子哑得说不了多少话。”

老太太抬头看我眼珠浑浊得像蒙了雾，盯着我脸瞧了半天，嘴角抖了抖像要说啥。

我心头一跳，她那模样分明是中国南方人，脸上的皱纹刻了她半辈子的辛苦，眼神却又有熟悉的味儿，像在哪见过。

我注意到老太太的房间里，摆放着好几件青瓷的碗碟和茶壶，看来这都是她喜欢的。

我试探着点点头，低声说：“老人家好。”她没应，眼神却亮了点，手指抓紧木杖，像在掂量我。

我脑子里闪过个念头，霍克说过他母亲是泰国华人，就算我们说话口音不同，她兴许懂点汉字，能不能用这法子试试？

我从包里翻出张空白纸，借了桌上的羽毛笔，蘸了点墨水，在纸上一笔一画写下：“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唐诗里流传最广的几首之一，我想着，若她真是华人，瞧见这字，多少会亲近点。

写完，我把纸递过去，她接过来，手抖得像筛子，眼珠扫过字，浑浊的眼神像点亮了盏灯。

她抬头看我，嘴角扯出点笑，像是松了口气。

她颤巍巍站起身，印度女人忙扶她，她摆摆手，指了指客厅角落的书架，示意拿本书。

那书架上堆着些破旧的书，封皮发黄，像被海风泡过。

她翻了半天，抽出一本皱巴巴的旧书。

她接过我那张纸，照着翻出来的旧书，在背面用笔慢慢抄了四句：“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的《别董大》，字迹歪斜，却一笔没差。

我看完，点点头，心头热乎乎的，这老太太果真是华人，用唐诗应我，话不用多，彼此都明白了。我把纸折好，塞进怀里说了声：“多谢。”

她冲我微微屈膝，算是回礼，脸上微笑一下眼底湿了点，像藏了啥没说出口的苦。

我站起身，朝她鞠了个躬，没再多说，怕再聊下去，徒增她的压力。

印度女人站在一旁，鼻环闪着光，轻轻说：“她很少这么高兴，莫林先生，谢谢你。”

我刚要出门，客厅角落跳出个小身影，穿着朴素的灰棉裙，裙摆磨得发白，脚上套着双旧布鞋，头发扎成小辫，那是珍妮，八岁的黑白混血女孩，我从萨凡纳偷运来的小女仆。

她在霍克家干活，扫地端茶，瘦得像根芦苇，眼珠大得像葡萄，盯着我瞧，怯生生地拽住我袖子，低声问：“先生……我爸妈还好吗？”

我心头被她的话戳了下，蹲下来抱住她，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皂香。

珍妮的爸妈还在美国南方埋头干活，黑奴身份，我抱着她低声说：“好，都好，珍妮。你在这儿乖乖的，他们放心。”

她嗯了一声，眼眶红了点，咬着唇没哭，低头攥紧裙角，像怕我这会儿就走。我心头一软，摸摸她头，站起身说：“等下，我去叫个人。”

我快步出了门，街角有个摄影摊，摊主是个瘦高个，戴着顶破礼帽，正吆喝着给人拍肖像。

我花了几便士，请他带相机来霍克家。

回屋时，珍妮还站在门边，印度女人牵着她的手，冲我笑了笑，鼻环晃得像星光。

我让摄影师给她们拍了张合影，珍妮站得笔直，小辫垂在肩上，印度女人搂着她，裙摆扫着地板，像对母女。

两人在一起站了几分钟，相机咔嚓一响，闪光粉呛得屋里一股硝味。

摄影师递给我张小块的玻璃板的照片，我扫了眼，珍妮的笑浅得像春天的芽，印度女人的眼神柔得像水。

我把照片小心塞进外衣内袋，低声说：“珍妮，这给你爹娘看，他们会高兴。”随后用一块毛巾包好揣进兜里。

我冲印度女人点点头，哑声说：“多谢照顾她。”她嗯了一声，细声说：“亚瑟交代过，珍妮在这儿没事，这个小丫头很听话，又很能干，我很喜欢她。”我没再多说。

走出酒馆，利物浦的夜风凉如刀割，街头汽灯昏黄，照得石板路像蒙了层油。

我抓着皮包，大衣内口袋里装着邦联棉花债券的木盒硌得肋骨生疼，圣詹姆斯街的地址还在脑子里晃，但眼下得先去普莱纹商行，布朗临走前咬耳朵提的，说这家商行是英国同情南方邦联的商人之一，交易得找他们。

我朝大道走，靴子踩得石板咯吱响，路边马车夫裹着破大衣，冲我吆喝：“先生，坐车不？便宜！”我挑了辆车厢还算干净的，扔给车夫几个便士，低声说：“普莱纹商行，快点。”他哼了声，鞭子一甩，马蹄哒哒响，车轮碾过积水，溅了我一裤腿泥。

普莱纹商行藏在老城边一条窄巷，门脸低调，木招牌刻着花体字，漆得乌黑，门前两盏铜灯晃着暗光，像俩鬼眼。

我下了车，敲门，里头静得像没人，半晌才传来脚步。

门开条缝，冒出个瘦子，鹰钩鼻，眼神像刀，扫我一圈，低声问：“啥人？”

我压低帽檐，清清嗓子说：“萨凡纳来的，布朗介绍，找普莱纹。”他哼了声，侧身让我进，门咔嗒一关，锁得死紧。

屋里一股墨水味夹着烟草，地板蜡得发亮，墙上挂幅航海图，边角发黄。瘦子指了指椅子，哼声说：“坐，东西拿出来。”

我刚坐下，俩壮汉从侧门进来，脸硬得像石头，手里掂着短棍，站我两边，像防我掏枪。

我心头一紧，慢慢解开皮包，掏出文件：梅蒂斯人朗德·莫林的身份纸，哈克给的加拿大林业公司注册文件，莎兰公司加拿大分部的证明，邦联贸易许可文书，邦联军需部通行证，最后还有布朗和卡特先生的推荐信，墨迹工整，火漆印红得刺眼。

瘦子接过去，眯眼翻了半天，纸页哗哗响，既像中国戏台上的阎王爷，在数我剩下的阳寿，又宛如地狱鬼差在填写我的生死簿。

壮汉搜身，手重得像拍砖，从外套到靴子掏了个遍，木箱和信封被翻出来，仔细看了看又塞回去。

我咬牙没吭声，脑子里闪过张买办的肥脸，心说这帮英国佬，比国内的县衙还黑。

瘦子翻完，递给个文书模样的家伙，那人戴金丝眼镜，拿放大镜瞧火漆印，慢得像磨刀。

屋里静得能听见心跳，窗外马蹄声断续，像敲丧钟。

他们折腾到下午，愣是没句准话，瘦子笑眯眯请我喝下午茶，铜杯烫手，咖啡苦得像中药，提供的糕点也味同嚼蜡。

我盯着桌上文件堆。

实在无聊了只能想想斯蒂芬妮那洁白的身子，和柔媚的样子给自己暗自解闷。

天黑透了，月光从窗缝漏进来，侧门吱呀一响，进来个高个子，穿黑呢大衣，礼帽压得脸半遮，胡子修得像刀刻。

他挥挥手，壮汉退到墙角，瘦子毕恭毕敬把文件递过去。

他扫了眼，哼声说：“行了，还给他。”

我接回文件，手心全是汗，心想这英国佬这是要唱哪出。

他坐进阴影，月光勾出半张脸，颧骨高得像雕像，嘴角挂笑，像中国江湖堂口的总把子，慢悠悠点起烟斗，烟雾飘得像鬼影子。

他吐了口烟，低声说：“莫林，不用见怪。英国有《中立法》，北方佬的间谍满街跑，谨慎点罢了。”声音沉得像敲钟，伦敦腔尾音拖得像刀刮。

我压低帽檐，冷声说：“明白。布朗让我来谈棉花。”

他哼了声，烟斗火光一闪，眯眼问：“提前有人跟我打过招呼，说你这两天要带两船棉花来利物浦，我刚才一算船期，你来的这日子果然是没差，是青瓷号和百合号吧，货况如何？打算换啥？”

我心想他提前知道我要来，还算我什么时候到，这规矩可真是定的够死的，不过想想也对，这么大一笔钱，我难免会动心，中途要是和霍克一商量带着货逃了也有可能，他们也得防着点这个。

我深吸口气，语气放平，像跟码头监工砍价：“棉花上等，干爽，没渗水。我要一百支恩菲尔德1853步枪，五百支英式1842滑膛步枪，全配刺刀和每枪200发子弹，两门12磅拿破仑炮，1000发炮弹。剩下的换毛呢、火药、钢材、药品。”

他听完，烟斗顿了顿，嘴角扯出笑，点头说：“成，货我收了，东西按你说的办。”他顿了顿，声音低下来，“我再给你个人200英镑，现金，马上付。等你下次来，还有这个数，怎么样？下次记得还找我。”他眯眼盯着我，笑里藏刀，像在拴条狗。

我心头一跳，200英镑一次，这老狐狸想绑我上他的黑船。我不动声色，点头说：“好，谢了。”

他眯眼看我，烟雾裹得脸像蒙纱，问：“这些武器，啥名义买？”

我冷声说：“莎兰公司替加拿大林业公司采购伐木工具。我会伪造交易记录给海关，你那边该有门路。”

他哈哈一笑，烟斗敲桌，火星子飞溅，低声说：“聪明。海关的事你别管，我给你个地址。”

他喊来手下，提盏煤油灯，枯黄的光照得屋子像老坟。

他拿笔刷刷写了行字，递给我，低声说：“利物浦海关，码头街3号，找个叫哈维的官员，给他50英镑，事就妥了。楼下文书姓克拉克，塞30英镑，保你顺当。”

我接过纸，扫了眼，地址字迹工整，墨味刺鼻。我点点头，收进怀里，心说这帮英国佬，跟国内的洋行一个德行，肥得流油。

他站起身，礼帽影子晃得像鬼，低声说：“我让人给你安排住处，旅馆干净，环境雅致。你这段时间没事别乱跑，出门跟旅馆经理打招呼。”

我心头一沉，明白这是监视，脸上没动静说：“好。”

他哼了声，烟斗火光灭了，背过身挥挥手，像赶只狗。瘦子领我出门，递回木箱和信封，哼声说：“莫林，别耍花样。”

出了商行，夜风凉得刺骨，巷子铜灯晃得像鬼火。

绅士的手下是个矮胖子，裹着灰大衣，眼神贼溜，领我上辆马车，车厢里一股霉味，坐板硬得硌屁股。

马车晃了半小时，停在码头街旁一栋旅馆前，招牌写着“海鸥之家”，漆得发白，窗帘厚得像船帆。

矮胖子推我下车，领我进大堂，里头一股蜡味夹着烟草，地毯磨得发薄，壁炉烧得噼啪响。

大堂经理是个秃顶老汉，穿着皱西装，眼袋垂得像装了铅，瞅我一眼，嘴角扯出冷笑，哼声说：“又是个外乡佬。”旁边的服务员，个红发小子，端着托盘，斜眼看我，低声嘀咕：“红番跑这儿干嘛？偷棉花？”俩人挤眉弄眼，笑得像偷了鸡的狐狸。

我咬牙没吭声，矮胖子瞪了他们一眼，哼声说：“少废话，给他办房间。”经理翻开登记簿，随手在上面勾几下，丢给我把铁钥匙，哼声说：“三楼，12号，别弄脏地毯。”

矮胖子领我上楼，木楼梯吱吱响，可能随时要塌。

他推开12号房门，屋子小得像棺材，床板硬得像石头，桌上油灯晃得影子乱跳。

他咧嘴一笑，露出半口黄牙，低声说：“莫林，住得舒坦点。哦，对了，隔壁11号住的也是我们的人，有事好照应。”他拍拍我肩，眼神冷若冰霜，转身下楼，门咔嗒一关，像锁了囚牢。

我扔下包，坐在床沿，脑子里全是那绅士的笑，抛去给海关的，100英镑一次，听着美，可每次来都得把命押上。

经理的冷眼，服务员的嘲笑，像针扎在心头，隔壁那“自己人”怕是连我喘气都得上报。

第二天醒来，窗外码头汽笛吼得像野狗，阳光从厚窗帘缝里漏进来，刺得眼疼。

我翻身下床，木板吱吱响，头重得像灌了铅，瞧了眼旅店大堂里的时钟，已经下午两点。

昨晚那旅馆房间小得像棺材，床硬得硌骨，隔壁“自己人”的咳嗽声断续半宿，像在提醒我他就是来监视我的。

我草草洗了把脸，水凉得像冰，下了楼，旅馆餐厅一股油腻味夹着烟草，地毯磨得发白，壁炉烧得噼啪响。

大堂经理那秃顶老汉瞅我一眼，嘴角一撇，哼声说：“红番，睡到这点儿？”我没理他，找张桌子坐下，要了盘火腿和黑面包，硬得像嚼石头，配杯黑咖啡，苦得舌头发麻。

嚼着面包，我脑子里全是昨晚普莱纹商行那绅士的笑，这日子过得真他娘的累，跑船、验货、挨搜，像条狗似的被人牵着鼻子走。

要不是当年在洋行干过通事，见惯了洋佬的刀子嘴和黑心肠，昨晚那阵仗，怕是早压得我精神崩了，跳海去了。

我咬咬牙，咽下最后一口面包，心说还有最后一件正事，得赶紧了。

布朗的信封还在怀里，利物浦还有个钟表铺要找。

我摸出信封，上头写着“码头巷47号，J·布莱克钟表行”。

我收拾好皮包，系紧外套出了旅馆。

经理斜眼看我，低声嘀咕啥，红发服务员在旁偷笑，像看耍猴。

我没工夫搭理，推门出去，码头街的煤烟味扑鼻，马车轮子碾得石板哒哒响。

码头巷在利物浦老城深处，窄得像条蛇道，两边红砖楼挤得喘不过气，窗帘厚得像裹尸布，街角堆着鱼篓，腥得呛人。

我找到47号，门脸不起眼，木招牌刻着“布莱克钟表”，刷着黑漆，橱窗里几只怀表闪着暗光，像死人的眼。

我敲了敲门，里头静得像没人，半晌门开条缝，冒出个矮胖子，圆脸油光发亮，眯眼打量我，哼声说：“啥人？”

我压低帽檐，低声说：“萨凡纳来的，布朗的信。”他扫了我一眼，侧身让我进屋。

屋里一股机油味夹着烟草，柜台上摆着拆开的钟表，齿轮散得像碎骨，墙上挂着几面座钟，滴答声吵得脑子乱。

矮胖子指了指里屋，哼声说：“进去。”

我握着皮包，推开一道木门，里头是个小房间，窗帘拉得死紧，桌上油灯晃得影子像鬼。

胖子跟进来，接过我递的信封和雪茄盒，眯眼拆开信，又拿放大镜瞧雪茄盒子里头的另一层封印上的火漆印，嘴里嘀咕：“没开过，嗯，邦联海关的货，规矩。”

他抬头看我，哼声说：“坐，等着。”

我坐下，胖子翻来覆去验棉花债券，嘴里骂骂咧咧：“这破活儿，真他妈难干。英国佬中立装得跟圣人似的，北方佬四处游说，送钱送女人，就差跪着求了。梅森先生还没到，我们这些先来的倒霉，北方佬威胁，英国蠢货还骂我们是叛国狗，呸！”他啐了口唾沫，脸红得像煮虾，瞪我一眼，像我欠他钱似的。

我没吭声，低头盯着靴子，心说这胖子怕是南方派来的掮客，夹在英国和北方的缝里，日子也好不到哪去。

布朗临走告诉我，梅森是邦联的外交使节，这时还没到英国，怪不得这帮人急得像热锅蚂蚁。

胖子骂够了，从抽屉掏出个牛皮纸信封，塞进张收据，拿火漆封口，递给我，哼声说：“拿好，回去交差。别他妈乱跑，北方佬的眼线多着呢。”我接过信封，纸沉得像块砖，点点头，哑声说：“明白。”

他挥挥手，像赶苍蝇，低声说：“走吧，别在这碍眼。”我拿着信封和皮包，从另一个门走出了钟表行，回头看看，觉得这地方够阴森的，耗子来了都得先打两个寒颤。

接下来只能先回旅馆窝着，等青瓷号和百合号换好锅炉，装上货就走人。

英国海关的事，绅士给的地址捏在怀里，海关的那80英镑的黑钱，等开船前一天再去，早了也是白搭。

路上我在街头摊位给斯蒂芬妮买了一条灰色的毯子，这东西不显眼又实用，让她晚上睡得暖和点。

路过一家“麦尔森枪店”我想了想，走进去问老板：“有没有什么趁手的防身用家伙？”

带着单片眼镜，秃头的枪店老板看了我一眼：“亚当斯1856手枪如何，5发转轮结构，火帽击发，你现在找不到比这更好的。”

我看了眼窗外，一个我觉得眼熟的穿黑色大衣，竖着衣领遮脸的人，往旁边墙后一躲，我想这就是个调查我有没有接触北方人的私家侦探吧，以前听洋人说英国现在流行这种人，现在真遇到了，有点想把他请出来喝一杯的想法，顺便打听一下他这行现在有啥奇闻异事没有。

我回过神，拿过一支亚当斯手枪看看觉得是挺好：“我要3把，再给我拿12支1842步枪。”

枪店老板瞪了我一眼，以为我在戏弄他：“你不是白人，买这么多枪想造反啊。”

我微笑一下：“我是给商船买自卫用武器，亚瑟·霍克船长可以作证，你不信可以按这个地址把枪给他送去，货款也是送到了再付”，说着我把霍克船长的联系地址写给他。

离开枪店我察觉，监视我的人好像不止一个，而且敌友难辨，看来他们一直担心的北方间谍，可能并非虚言，还有附近的英国巡警都看我眼神不善，一副想要主动过来找麻烦的样子。

一个嘴唇上胡子浓密的英国巡警走过来问我：“你在这里做什么，为印度叛军收集物资吗？”

我伸出双手示意：“我可是啥也没买啊，就是好奇进来看看。”

这个英国巡警充满怒气的颠了颠手里的警棍：“下次不要好奇了，这不是你该有的东西，你们这些殖民地来的老鼠，只配拿起铁锹懂吗，傻瓜。”

我只能先装傻糊弄过去。

我稍作犹豫，看来如今最好的出路就是回海鸥之家，而且这段时间都不要出来，一来显得我无意接触任何北方人，南方这边就过关了，二来南方势力对我的监视反过来说，此时也是一种保护，会帮我屏蔽掉英国当地人给我带来的麻烦。

就和之前在萨凡纳一样，时间会帮我赢得信任，才有利于之后的可能行动。

想好这些，我果断的加快了脚步，身后好几个跟着我的人明显也跑了起来，我回头看看，起码有3，4个，看着架势，应该是南北双方的间谍都有，这就对了。

我回到那个条件很差，但起码安全的房间里，安心的伪造起报关所需的假交易记录。

接下来几天我有限的行动就是，吃饭，睡觉，去洗衣店的时候，多给了在这里干活的华人劳工几个先令，他看了看我的长相，接过钱说了几句广东的方言，可惜我听不懂，从表情看，应该是想提醒我什么。

过了几天有人敲门，是个卖花的姑娘，她进来后，自称是附近的纺织厂女工，因为现在物价上涨，过得很艰难被迫出来做点兼职，比如可以提供钟点服务，只要愿意付钱的话。

当我暂停手里的文书工作转过身，昏暗的灯光下，露出我的远东人面孔后，这个女人站起身来声音微微颤抖的说：“你……你不是白人，这……这绝不行！若我与非白人苟合，必将被整个社会唾弃，会被视为玷污了英国女性的尊严，和背弃了基督徒的纯洁，巡警会以败坏了帝国道德之名，将我送往济贫院，永无翻身之日！”她声音颤抖，匆忙起身离去。

这个穷白女人走后，我压抑不住心中的冷笑，有英国做表率，难怪美国会变成那样，听说西班牙控制下的美洲，内部不同的种族阶级，从黑奴和美洲土着矿工到欧洲来的纯血白人分了十几，20多个档，也不知道他们谁学的谁。

看来白人都一样，富的穷的，男的女的，都是恶棍，野兽，豺狼。

我隐约觉得现在支撑我继续行动下去的唯一动力，是斯蒂芬妮对我的不舍，我要活着回去见到她，这样的念头在我的心中愈发的强烈起来，只有她像白人，而不嫌弃我。

1861年8月末，我搭乘青瓷号返回萨凡纳，在萨凡纳河口外海遭遇了北方军舰的阻拦，此时风浪很高，船只航行有明显颠簸，我感到自己在船舱里来回乱撞，四肢多了几处淤青。

霍克船长依然是一副沉着应对的样子，他手持望远镜密切关注着北军军舰的动向，终于下定决心，指示船员们：“加速冲过去，在这种海况下，舰炮是打不准的。”

北方海军的舰炮不时打在运输船附近，溅起密集的水柱，所有人都在岗位上坚守自己的职责，我也去蒸汽机舱帮助往里面铲煤，这种事最简单，并能让我这个闲人在这时保持安心，其他船员也都在各自岗位上严阵以待，处理各自遇到的情况。

船只进入了萨凡纳河口，风浪有所减弱，碍于河口要塞的岸炮威胁，北军军舰没有追击，脱离了和北方海军的接触后，霍克船长对我说：“9月是飓风最盛季节，不适合航行，10月份风浪才会减弱，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对了，上次那个叫玛丽的混血娘们挺带劲，我觉得有意思，你上岸了帮我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