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1862年秋冬

10月下旬，萨凡纳的寒风刮得木窗吱吱作响。

老卡特先生派人传话，召我去庄园商量事。

我在庄园里等到傍晚时，老卡特先生的黑奴仆人来找我过去，卡特庄园的书房昏暗，橡树林的落叶在窗外沙沙作响。

卡特先生坐在扶手椅上，报纸上安提塔姆的战报还摊在桌上。

他脸色憔悴，眼角皱纹深了几分，丧子之痛压得他像又老了几岁。

他递给我一杯红茶，我喝了一口味道还不错，里面加了糖，足以看出此时老卡特先生的财力和地位，如果是一般人家此时咖啡和茶叶早就绝迹了。

“莫林，”他声音低沉，带着充满疲惫感的拖腔，“邦联有项任务我推荐了你去，你过几天先到里士满的海关大楼，找国务部的安德森秘书，他会告诉你详情。”

他从抽屉掏出一封信，封蜡盖着萨凡纳市议会的印章，纸张粗糙，墨迹却工整。“这是介绍信，收好，别弄丢。”

我接过信，掂了掂，沉甸甸的，心想里士满是南方邦联首都这件事我还是知道的，而且需要萨凡纳市议会批准，搞这么正式，看来只会比以前的更危险，但我对卡特先生的忠诚仍不会动摇。

我沉声道：“卡特先生，这活儿……怕是不简单吧？”

老卡特先生点燃根雪茄吐一大口烟雾，咳嗽了两声。

缓缓说道：“南方现在的处境很不好，英国人看来可能要靠不住了，法国是我们的希望，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垂涎我们的棉花和烟草，又想在墨西哥扶植傀儡，需要南方牵制北方。可巴黎还在观望，怕英国不支持，法国单干风险太大。我们得努力去说服法国人支持我们。另外，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有个商会，叫：北方橡树商会，是我们的人在活动，你若被北方军拦截了，就去商会找米切尔先生，他会帮助你的。”

我点头：“明白了。还有啥交代？”连退路都提前说了，看来北方海军的封锁是比以前更加严密了。

老卡特先生靠在椅背上，眼神郑重：“你明天去找萨凡纳军需处的塔克中尉，他会给你一张特别通行证，11月初坐军列去里士满。在那之前，好好休息，莫林，这趟的事比以前凶险，也更重要，你要先做好准备。”

我告辞时，卡特站起身来递给我一小瓶玉米酒：“这是我自家酿造的，味道还行，现在天冷了，你拿去路上暖和一下身子。”我揣好酒瓶，出了庄园。

回到住处看到米娅在油灯边等候，我很想和她现在就来一场欢爱，可这个新的未知任务压得我喘不上气了，实在是没有心情，米娅有些担心问我，被人找去是有什么事，我安慰米娅：“没什么，还是跑封锁线的活，过几天走。”我没提法国和加拿大的商会，怕她吓得睡不着。

米娅趴在我胸前说：“主人，你……会回来吧。”

我搂住她宠溺的说道：“好，米娅，你是我的锚，我会回来的。”她埋在我怀里，呼吸渐稳。

我盯着油灯，心想，这女人是这鬼地方的唯一值得我在意的。

次日，我去军需处找塔克中尉，军需处的走廊里堆着装满了步枪的木箱，和装玉米粉的口袋，几个南方军的人正在核对清单，讨论这堆东西的装运规划，看到我路过礼貌的让路，我低声表示感谢，身后传来迪克西惯常的对我红番身份的嘲笑。

塔克坐在桌后，切诺基血统的红皮肤在太阳光下泛着油亮，绿松石项链挂在灰军服外，表情坚毅，眼神深邃。

他抬头看看我说：“莫林，里士满的活儿，我虽然不知道是去干什么，但应该还是和封锁线有关，说起来南方能撑下来，也是多亏了你们这些人，虽然报纸上从来不会报道你的事迹，原因想必你也明白，你和我都不是白人。”

他从旁边的文件夹里找出一张通行证，泛黄的纸盖着军需部红印，写着“特别许可，萨凡纳至里士满，1862年11月”。

他递给我，沉声道：“军列11月3日凌晨走，路上别惹事，我听说弗吉尼亚附近的铁路不太平，北方军的骑兵突击队炸过几回。到了里士满，找海关大楼，安德森秘书在三楼7科室。”

我考虑再三，决定把米娅送到露西的酒馆暂住，露西和佐伊姐妹的白人情人是个萨凡纳市议员，也是当地大种植园主，财大气粗，常年给酒馆撑腰，让她们姐妹在萨凡纳有恃无恐的平安度日，那地方是我现在能想到，最安全的地方。

我带米娅到酒馆，说明来意，露西靠在柜台后，穿着与现在战时气氛有些不相符的红裙子，像是刚从庆典上回来一样，佐伊在旁边擦杯子，眼神警觉像猫。

露西亲切的看了米娅一眼：“莫林，这小狼崽交给我们，萨凡纳没比我们这更安全的地方，我和她很熟的，你放心好了。”

我从怀里掏出几张北方美元绿票，塞给露西：“米娅的生活费，起码够三个月的。”

露西掂了掂，揣进裙兜，笑得像浣熊：“莫林，你够仗义，1年都够。”

我转向米娅，她像要哭又忍着。她低声说：“我等你回来，多久都等，就像斯蒂芬妮一样。”她咬唇，声音发抖，“你别死在外面。”

我拍拍她的肩，沉声道：“米娅，我尽量。正常三个月左右回来，但这活儿……我不敢保证不死，明年1月不回来，你最好另寻出路就好，超过1月，即便我回来了没看到你，也绝对不会怪你。”她点点头，埋在我怀里，呼吸颤得像风里的芦苇。

1862年11月3日凌晨，萨凡纳的雾气浓得像棉絮，火车停在站内的铁轨上，蒸汽机车喷着白汽，车头吱吱作响。

在蒸汽机车前是一节武装平板车，上面架着一门6磅炮，7、8名南方士兵站在棉花包垒成的矮墙后，紧握步枪，警惕地扫视着雾中的动静。

运兵车厢是木板拼凑的简易敞篷车，顶上无盖，仅用帆布覆盖在上面遮挡，靠一根粗糙的横木充当车门。

车厢内铺着些稻草，角落堆着士兵的背包。

一队南方军官兵身着褪色的灰色军装，头戴科皮帽，肩扛刚从码头运来的1853恩菲尔德步枪，腰间别着刺刀，背着卷起的毯子和帆布背包。

他们在手持佩剑的军官低声指挥下，按编制整齐列队，偶尔裹紧身上的披肩抵御清晨的潮气。

火车站的站务人员忙碌地清点物资，催促部队陆续登车，远处码头传来的汽笛声隐约穿透浓雾。

我依然是穿着长到膝盖的黑色大衣，以黑色宽檐帽遮脸，提着一个只带了最低限度个人物品的行李箱，凭借通行证登上火车，在角落里坐在地上，不想理会周围士兵的好奇和鄙夷。

既然火车站人员能检查证件后对我放行，可能这些迪克西们是受限于纪律要求，他们对我的身份也不便多问。

我看到这样一支军队被轻易的运送到千里之外，心想，如果中国以后也能大修铁路，能够这样便捷的把军队，投入到任意方向的作战中，那该有多好啊。

11月5日下午，火车颠进里士满，车站挤满马车和伤兵，煤烟和血腥味呛鼻。

海关大楼的红砖墙门口两个民兵，我亮出通行证和介绍信，民兵看一眼，说了声：“外乡人？快滚进去！”

三楼走廊昏暗，安德森秘书的办公室门半开，烟雾呛鼻。

他五十来岁，穿黑礼服，态度和善。

他靠在木椅上，捏着雪茄，吐一口烟雾：“莫林？卡特推荐的加拿大人？坐。”

我递上介绍信，他扫一眼，点头：“好，这任务关系邦联的未来。你去法国，找我们的外交人员助手，交给他一套改装过的圣经，共三本，藏着宣传材料和外交指令，是用于劝说法国支持我们的。回程带回欧洲活动的邦联间谍的报告，藏在同样改装的圣经里。”

他从抽屉掏出个木箱子，里头三本黑封皮圣经，纸边泛黄，像旧书摊的货。

他递给我后，又拿出一个密封好的锡烟盒，沉声道：“路上用这个锡烟盒做接头信物，上面有一串特定数字，到了英国或者法国再拆这个烟盒，里头有接头信息和身份信物，烟盒用完毁掉，纸条烧毁，里面的东西你可以留着用。”

我接过圣经和烟盒，稍作思考，试探的问道：“安德森先生，如果我中途被拦截，或船沉了，任务失败了怎么办？”

他冷笑：“你不是唯一信使。我们派了多个，错开时间，干一样得活儿，互为备份，防背叛或丧命。你不必知道别人，只管干好自己的。若中途出现岔子，到加拿大蒙特利尔，找北方橡树商会接应，对米切尔先生说自己从萨凡纳来，为胡克少校做事，他自然会保护你。”

他盯着我看了看，从抽屉掏出一封信，封蜡盖邦联国务部印章，递给我“安全起见，别回萨凡纳，去查尔斯顿。那里的大型封锁突破船更安全。我给你写份介绍信，让你登船用。查尔斯顿码头，找‘灰鲸号’的船长弗兰克，灰胡子。船过两天就走。”

我收好信和木盒，打算起身告辞，安德森递过一支雪茄，示意我先别急着走，再次用一种狡猾的口吻说道：“莫林，干好了，邦联自然有赏，我记得胡克少校答应给你一处庄园，现在我再次以邦联国务部的名义向你确认，只要我们赢了这场战争，肯定会兑现这个承诺，而且对你这样……。”

说到这里安德森先生故意拉长音，然后一脸假笑的接着说：“有着特殊出身，但为自由事业做出了一点贡献的人，我再给你加20个黑奴，让你能在这成为一个乡绅如何。至于钱的事那就更简单了，按老规矩办。但你要是丢了圣经，你的性命可就保不住了。你在邦联的正式档案里也不会留下任何记录，你被发现了的话，我们会对外宣称，这是你自作聪明和我们无关。”我退出办公室，觉得走廊里的油灯又昏暗了几分，暗骂自己命苦，偏摊上这鬼差事。

我走出里士满的海关大楼，在路边把三本特制圣经和特制烟盒装进行李箱里，抛弃了几件比较便宜的衣服，感到这箱子沉甸甸的，而且十分的烫手。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在老卡特先生介绍下，接触我的人级别越来越高，从萨凡纳海关，到邦联国务部秘书，任务也越来越敏感，可说到底，我就是个跑腿的，和当年在洋行做通事时，先帮着土财主买洋货，后来帮朝廷买洋枪，差不多一个样。

中国常言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里士满街头冷清，伤兵的呻吟从巷子里飘来，夹杂着马蹄声和醉汉的骂声。

我提着箱子走了几步，两个南方军士兵挡住去路，其中一个，络腮胡满脸，声音粗哑：“你是加拿大商人，朗德·莫林？”

我心头一紧，深呼吸几下，稳住声，回答：“正是。”

络腮胡点点头，另一个士兵，年轻些，脸上有块刀疤，说道：“奉命保护你去查尔斯顿，上头交代的。”他顿了顿，眼神扫过我的提箱，“走吧，马车在前面。”

我暗骂，保护？

现在对我保护和监视一个意思。

安德森派人搞这么一出，就是暗示我监视无处不在。

罢罢！

江湖人常说：既来之，则安之，恭敬不如从命。

我点头：“好的。”

黑色马车停在街角，马夫裹着破披肩，车厢里一股霉味，木板咯吱响，我坐进去，两个士兵一左一对面，像夹着囚犯。

络腮胡敲敲车壁，马车晃悠开动，铁轮碾过石板路，咔嚓作响。

马车颠了两天，到了查尔斯顿。

码头比萨凡纳热闹，海关大楼门口的人接过安德森的介绍信扫一眼，有些嫌弃的说：“莫林，你是印第安人吗？红鬼，弗兰克船长在码头等你，灰鲸号。”

然后快步领我过去，弗兰克船长站在灰鲸号的舷梯旁，五十来岁，灰胡子修得整齐，眼神像老鹰，他声音低沉，带点苏格兰口音：“莫林？上船吧，你只是普通乘客，别惹眼，更别给我惹事。”

灰鲸号船身窄长，漆成深灰，前后排列着3个烟囱，蒸汽机突突作响，像条浮出水面的鲸鱼，弗兰克船长介绍说，这艘船在苏格兰建造，专为跑封锁线而设计，高达500吨的注册吨位，一次满载可以运送上万支步枪。

我提着箱子登船，回头看到两个送我来的士兵没跟上来，站在码头确认我上船后才离开。

灰鲸号趁着飓风季尾巴，悄无声息溜出查尔斯顿港，靠着高航速和坚固船体，完全把北方海军的封锁小船视若无物的径直冲过去。

11月中旬，灰鲸号靠进百慕大汉密尔顿港，码头灯火昏暗，但来往的人却不少。

临下船，弗兰克船长递给我个信封，说到：“在这儿下船吧，莫林。先去南十字星酒吧落脚，就说我让你来的，接下来的路，你自己走。”

我提着箱子，找到了南十字星酒吧，说明介绍人，拿出锡烟盒为信物，上面有一串数字，酒吧把我领进旁边一个不起眼的公寓楼，看来这里住的应该都是我的同行，没准里面就有和我执行同一个任务的人，但我最好不要自来熟，天知道这滩浑水里，都是些什么鱼。

进屋后我拆开弗兰克船长给的信封，里头有50英镑和500法郎，纸币像是仓促塞进去的。

信封里没提法国接头，撕开后内侧只有一行字：“经费自用，谨慎行事。”

我把英镑和法郎塞进衬衣，再次检查行李箱里的东西，重新锁好，窗外，汉密尔顿港的浪声低吼，我感到自己现在难以入眠。

第二天早上，酒保来敲门，对我说：“现在去法国的船不好找，我给你找个艘去英国的货船，就是慢点。”

我明白，既然是他来找我，八成说明这种事由不得我自作主张，那就别多想了，还是表现的服从安排比较好，我登上的这艘货船，好像并不着急去英国，围着百慕大周围，在茫茫大西洋上愣是傻转了1个半月，期间多次返回汉密尔顿，12月底才到达英国利物浦。

船长麦克斯这时才告诉我，他采取这种不同寻常航行方法的原因：“北方海军现在学精了，经常在百慕大周围海域徘徊，等着确认了是南方的船就跟踪后在公海上拦截，我为了摆脱几艘尾随的北方军舰，才花了这么长时间去周旋，确认甩掉了才开足蒸汽机一路狂奔。”

我对这位船长的智慧和胆识表示了深深的敬意，心想要是回程也能坐他的船就好了。

通过利物浦海关后，我提着箱子，直奔老接头点，海鸥之家旅店，旅店里烟雾弥漫，南方的派驻家伙们围着壁炉，喝着威士忌，骂骂咧咧。

一个大胡子迪克西说道：“是印度的棉花毁了南方邦联！英国佬靠孟买的货，我们被封锁对他们就是个笑话！”

另一个比较瘦的叼着烟斗接话：“还有北方的小麦，林肯那帮人把英国佬的肚子喂饱了！从纽约到俄亥俄，北方的麦田源源不断运来小麦，光去年就送了几十万蒲式耳到伦敦和曼彻斯特，面包便宜得连码头工人都吃得起。北军的代理人在利物浦和议会里到处游说，承诺只要英国保持中立，小麦就能源源不断，比我们的棉花实惠多了。英国的纺织厂宁可等印度棉花，也不愿冒险帮我们，议会里的朋友被北军的麦子收买，嘴上喊支持，背后却倒向林肯。我们的外交在这儿算是白费了！”

我靠在柜台拿出锡烟盒与前台接头，心想，怪不得邦联现在要拉住法国，原来英国佬是在两边下注。

一个旅店服务员走过来，对我说：“跟我来。”

我提着箱子，跟他上二楼，房间里一股霉味，窗帘拉得严实。

他关上门，说道：“去法国后，你自是加拿大的魁北克人，法国海关会好过些。”他递给我张纸条，上面写句法语祈祷词：愿上帝指引我。

“你学这一句就够了，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是英国的。”我把纸条塞进内衬，点头谢过。

回到客房，我锁上门，油灯下打开安德森给的锡烟盒，里面有块怀表，内盖刻着一面蓝底白五角星的邦妮旗，纸条上写着：“南特，马尔尚酒庄，圣西尔先生。”

我把这个信息用汉字写在另一张纸上，怕自己万一忘了，想想，我已经好久没写汉字了，没想到现在还能用上。

锡烟盒我放在取暖用的火炉上将其烤化，倒出来重新铸造成一个小锡块，心想这个锡块以后重新做成一个锡杯也够用。

同时想到，按这个时间进度，我1863年1月，应该是赶不上回到萨凡纳了，要是在法国或者回程出点什么事，时间会拖延的更长，也不知道米娅或者说阿妮塔那个傻丫头会不会等我。

斯蒂芬妮等我是因为，她是我从奴隶市场上买来的，她本来就应该是我的，没得选才一直等我，阿妮塔是北方森林里自由自在的狼，被我套上项圈，当狗拴了一夜，现在应该早就跑回她的森林里了才对。

想到这我觉得不必对阿妮塔有什么指望，安心做眼前的事就好了，她一个大姑娘又不是没退路，大不了回易洛魁部落去就行了，这么长时间她一个女人应该也漂泊够了。

在海鸥之家我休息了一周多，好恢复精神和体力。

1863年1月上旬才坐一艘短程客船来到法国的南特，这里的海关人员比较难打交道，先是没收了我携带用于自卫的亚当斯手枪。

然后对我的行李箱东翻西翻，我手按那三本圣经发誓：愿上帝指引我，我以圣父，圣灵，圣子之名起誓，这是我用于个人祈祷用的。

又照例拿出50法郎的贿赂，法国海关人员才停止无意义的翻找，尤其是没有打开那三本圣经，比较勉强的让我过去。

我心想，早就知道洋人看中手按圣经发誓这一套，虽然我至今不信上帝，但这样好像也不太好，毕竟在国内时，老人们总告诫我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天地在上，鬼神难欺。”

但用圣经传递信息这个办法，又不是我想出来，洋人都这么实用优先，我也不要太当回事。

我这也是头一次来法国的大城市，还真是比我以前去过的，越南和印度的城市气派和整洁多了，这里的人生活看起来富裕而悠闲，宏大的建筑和笔直宽敞的街道，让我首先为之惊叹。

当然惊叹完了，还有更需要注意的事，那就是我明显的能看到，周围监视我的人疑似有点多，依然是敌友难辨状态，但解决办法，我这次决定照抄麦克斯船长的法子。

在海鸥之家就听说过，由于法国的南特和英国贸易联系密切，在这里找会英语的人还是挺容易的，又是法国和南方邦联往来的重要港口之一，北方间谍在这里活动频繁，我开始在城里闲逛，累了就随便找地方住下，然后半夜起来换地方，如此折腾了几天，等我确信自己终于安全了，才直奔马尔尚酒庄。

酒庄坐落在南特郊外，葡萄藤在冬日的薄雾中蜿蜒，橡木桶的酸涩气味混着泥土的清冷，弥漫在石砌庭院。

圣西尔先生是个瘦削的中年人，灰西装笔挺，鹰钩鼻下蓄着修剪整齐的胡须，眼神锐利如刀。

他在酒庄后院的僻静书房接见我，桌上摆着一瓶未开封的红酒，窗外葡萄园的雾气遮住了远处的地平线。

我自称来自加拿大的梅蒂斯商人，递上三本黑封皮圣经，语气平静：“安德森先生让我送来的，圣西尔先生，请验收。”他接过圣经，翻开一页，指尖在泛黄的纸边轻敲，确认夹层里的宣传材料和外交指令无误后，点头示意我坐下。

他从书架取出一本同样改装的圣经，封皮磨损得像码头旧货，递给我：“回程带这个，交给安德森先生。别拆，明白吗？”

我接过圣经没多废话，圣西尔挥手让我离开，语气冷得像冬日的风：“走吧，莫林。南特的眼睛多，别惹麻烦。现在林肯又搞了什么解放黑奴那套鬼话，偏偏欧洲一帮傻子把他当好人了，搅和的这里工作也很难开展下去。”

在南特乡下路过时，打算看看法国的风向。

我仍伪装成加拿大梅蒂斯人，穿着黑色大衣，宽檐帽压低，遮住东亚面孔，免得引人注目。

南特的乡下景象与萨凡纳的泥泞码头截然不同：石板路蜿蜒穿过葡萄园，农舍的红瓦屋顶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农妇们裹着羊毛披肩，提着柳条篮，采摘冬日的芜菁和洋葱。

远处，教堂的钟声低沉悠长，牛车碾过石板的吱吱声混着牧羊犬的吠叫，平静得像一幅油画。

偶尔有骑马的乡绅路过，朝我投来好奇的目光，但见我衣着体面，便点头致意，没多问。

我在乡下一间小教堂驻足，见这里四下无人，应该比较安全，教堂的石墙爬满青苔，彩色玻璃窗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神父是个矮胖的老人，穿着黑色长袍，脸颊红润。

我自称是魁北克来的商人，略带法语口音，询问法国对跨种族通婚的政策和态度，假装是为生意伙伴打听。

神父捻着胡须，语气温和但谨慎：“先生，法国的法律不禁止跨种族通婚，拿破仑法典只要求双方同意和登记。但教会在乡下看得重，异族婚姻常被视为不妥，尤其涉及非洲人或亚洲人。南特的贵族更挑剔，混血儿常被冷眼，乡下人倒简单，只要你有田有钱，娶谁都行。”

我点头，我试探地问神父对中国的看法和对华人移民的态度。

神父皱眉，语气带点怜悯：“中国？遥远的神秘国度，耶稣的光辉还没照到那儿。法国人听说过鸦片战争，觉得你们那儿落后，皇帝软弱，洋人随便欺负。至于华人移民，南特见过几个，码头搬货的苦力，勤快但不讨喜。当地人嫌他们吃大蒜，穿怪袍子，聚堆不学法语。教会想感化他们，可他们拜偶像，难改，灵魂尚待救赎。”

他叹口气，递给我一杯热苹果酒：“先生，你在魁北克见过华人吗？他们真像港口流传的小册子里说的，尾巴藏在裤子里，和黑人一样，是进化上还不完全的人类亚种吗？”

我无奈地摇头：“没见过尾巴，神父。他们就是普通人。”

我谢过神父，离开教堂，心想法国人对中国的无知和偏见，跟美国人没啥两样，洋人骨子里都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但细想之下，法国人比英美似乎稍好一分，可也不多。

我迅速从南特启程回去，仍按来时的路线：南特到利物浦，再从利物浦到百慕大，1862年1月中旬在汉密尔顿的南十字酒吧等船几天后，我搭上了马肯森船长的夜莺号封锁线运输船踏上归途，心想就算这趟顺利，也得2月初才能回到萨凡纳，那时距离我离开萨凡纳也已经过去4个多月了，米娅这个小狼崽子还会等我吗？

夜莺号趁着夜色溜出汉密尔顿港，蒸汽机突突作响，海浪拍打船舷，低沉如鼓，公海上风平浪静，夜莺号全速前进，船员们刚松口气，瞭望台的水手突然扯着嗓子吼：“北军船！十点钟方向！”

我心头一紧，探头一看，远处海平线上，一艘北军大型军舰的烟囱冒着黑烟，船身庞大，炮口黑洞洞地朝我们这边。

马肯森骂了句脏话，冲到舵旁：“全速前进！”

蒸汽机轰鸣，船身抖得像筛子，可夜莺号再快，也跑不过对方舰炮的火力，几轮炮弹打坏了船上不少设备，尤其是明轮被卡死，眼看这次是逃不掉了。

马肯森船长脸色铁青，朝船员吼：“烧文件！货能扔就扔！”

水手们慌忙把货仓里的木箱推下海，我明白这次是躲不过了，赶紧把身上和行李箱里的好外衣都扔海里去，趁乱把普通水手穿的衣服拿几件装行李箱里，又抓起一件铲煤工的外套穿身上，把钱都小心装进内衣口袋贴身藏好，抓了几把煤灰往手上，脸上涂抹几下。

随着船只被北方军舰追上，北军士兵登船，蓝军装整齐，步枪上刺刀闪着寒光。

领头的军官是个瘦高个，红胡子，眼神冷得像冰：“全船人，双手抱头，蹲下！”我低头蹲在舱底锅炉旁，尽量缩在角落，装出一副吓破胆的模样，心想，洋人眼里，我这样的兴许能混过去。

北军士兵把船员绑起来，马肯森被铐在甲板上，脸肿得像猪头，嘴里还在骂。

几个士兵翻箱倒柜，我的行李箱被拖出来，一个年轻士兵踢了一脚，骂道：“这破玩意儿，装的啥？”我低声答，带点法语口音：“先生，就几件破衣服和书，我是加拿大人，打杂的。”

他瞟了我一眼，见我不是白人，穿着破旧，哼了声：“红皮猴子，干苦力的？滚一边去！”我暗自松口气，庆幸这帮北军佬瞧不上我这“非白人”的身份。

1863年2月初，夜莺号被拖进纽约港，码头煤烟和鱼腥味刺鼻。

我被押下船，与船员一起关进码头旁的临时拘留所，铁栅栏锈迹斑斑，烂稻草散发下水道般的臭气。

马肯森和其他白人船员被单独提审，审讯室传来的骂声和拳头砸肉的闷响让人心惊胆寒。

我和几个黑人水手被扔在一角，守卫懒得搭理，只当我们是无关紧要的杂工。

轮到我时，两个北军士兵推我进审讯室。

小屋昏暗，木桌上摆着墨水瓶和纸，墙角油灯摇曳，照得人影晃动。

审讯官自称卡尔中校，秃顶，戴金丝眼镜，深蓝色军服笔挺，表情严肃，眼神充满威胁。

他靠在椅背上，手指敲着桌沿，语气平静却透着压迫：“朗德·莫林，加拿大梅蒂斯人？在夜莺号干什么？”

我低头，装出卑微模样，声音带点法语口音：“先生，我就是打杂的，搬货，擦甲板。船长让我干啥就干啥，家里穷，出来讨生活。”我故意耸肩，双手搓了搓，像是冷得发抖，掩饰心跳如鼓。

中校哼了声，瞅向桌上的行李箱，那是士兵刚拖进来的，箱角磨得发白。

他挥手，旁边一个年轻士兵打开箱子，掏出几件旧衣服和那本黑封皮圣经。

士兵随手把圣经扔桌上，封皮拍出“啪”的一声，灰尘飘起。

我心头一紧，暗骂这帮北军佬要是拆了夹层，我这趟就算完了。

中校拿起圣经，掂了掂，皱眉：“书？还信教？”他翻开几页，纸边泛黄，像是码头旧货摊的货色。

他指尖在封皮内侧摸了摸，眼神狐疑：“梅蒂斯人，嗯？看你这张脸，混了点东方的血吧？夜莺号是邦联的船，你知道他们在干啥？”

我摇头，装傻，声音压得更低：“先生，我就是往锅炉里加煤的，船长不跟我说啥。家里五个弟妹等着吃饭，我只想赚点钱寄回去。”我故意夹杂一句法语：“上帝指引我。牧师教的。”

他冷笑，盯着我，像在掂量这话真假。

突然，他从桌上抽出一把小刀，刀尖挑开圣经封皮的内衬，动作慢得让人窒息。

我屏住气，夹层是邦联工匠做的，纸张压得极薄，藏在封皮和书脊的夹缝，连针都插不进去。

安德森说过，除非把书撕烂，否则看不出破绽。

可要是这中校真撕了，我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刀尖划过封皮，发出轻微的“刺啦”声，中校眯眼，凑近细看。

封皮内衬微微鼓起，但胶水粘得严实，像是印刷厂的粗糙工艺。

他用刀尖戳了戳，没戳透，哼了声：“这破书，装得还挺结实。”他又翻到书脊，敲了敲，书脊硬得像木头，没异样。

他抬头，眼神扫过我的脸：“你这红皮猴子，真是个苦力？”

我低头，装出吓破胆的模样，声音发颤：“先生，我不识字，圣经是牧师给的，说能保平安。我就想回家，求您放我一马。”我故意让肩膀抖了抖像是吓得要哭了，暗自祈祷他别再折腾。

中校皱眉，刀尖在桌上划了道痕，盯着我看了半晌。

油灯的火苗跳了跳，影子在他脸上晃动，像在掂量我的命。

他终于把圣经扔回桌上，封皮拍出闷响：“没啥可疑的，非白人，估计就是个干活的。”他挥手，语气不耐：“滚吧，别在这浪费时间。”

士兵推我回拘留所，我腿软得直哆嗦，心跳还在嗓子眼。回到稻草堆，我缩在角落，暗骂自己命大，洋人瞧不起非白人，倒是救了我一命。

可中校那刀尖划封皮的瞬间我脑子里全是米娅的样子，她还在萨凡纳等我，我不能在这栽了。

接下来就是度日如年的坐牢，开始的几天狱卒每天都对我和几个黑人船员骂骂咧咧的用棍子打一顿，喝墙上滴下的露水，吃也不知道是什么做的糊糊，我完全没胃口，勉强塞了几口就吐了。

但我比那几个黑人还是好一点，他们是真没办法，只能忍着。

等看守们打累了，我偷着用内衣里带着的钱，把还剩下的200多法郎都交给他们，看看给我换个好一点的环境，和像样点的饮食。

这些监狱看守比北方海军的人要更加见钱眼开，也更好打交道。

过了几天给我换了一间环境过得去的单人牢房，但大小也就和棺材差不多，每天能得到几片黑面包，几瓶淡啤酒，几个煮熟的土豆，但我放弃了去监狱庭院里放风，这里的白人囚犯和黑人囚犯，各自按肤色拉帮结伙，对我态度都不好，我只在牢房里来回如老鼠般转圈活动。

想起水浒里那些好汉们被充军发配的日子，有钱能通神，到哪都一样。

1863年3月初，被关了整1个月后，北军放了我和几个黑人水手，理由是“无军事价值”。

马肯森和其他白人船员被送去战俘营，估计得蹲到战争结束。

我提着行李箱，里面的圣经完好无损，走出拘留所，纽约的街头喧嚣扑面而来，马车铃声、码头工人的吆喝、街角卖报童的叫喊，混成一片。

空气里飘着烤栗子和煤烟的味道，街上的行人裹着厚大衣，步履匆匆，女人们撑着伞，裙摆拖过石板路，留下一串泥痕。

出来后，一个在船上和我说过几句话，被一起关进去的黑人船员，还挺担心我是不是被看守拉出去单独审讯，他以为我也被当白人船员遭到严刑拷打了，我笑而不语的走开。

我穿好黑色的破大衣，决定在纽约多留几天，要是匆忙就走反而会显得更加可疑，不如先假装找活，顺便看看这北方自由州的日子是个什么样。

我把行李箱寄存在码头一家破旅店，租金贵得像敲诈，在纽约的黑人区和穷白人区晃荡。

黑人区在五点区，木板房歪歪斜斜，空气混着煎鱼、玉米饼和湿衣服的霉味。

黑人小孩光着脚在泥泞里追闹，黑女人们提着水桶，边洗衣边唱灵歌，歌声哀怨，像诉说逃奴的苦。

街角几个黑人搬运工蹲着，抽廉价烟草，抱怨工钱低、工头苛刻。

一个叫约瑟的黑人搬运工，皮肤黑得发亮，额头有道旧疤，朝我搭话：“兄弟，你这张脸不像本地人，哪来的？”我低声答：“魁北克，找活。”

他递根烟，苦笑道：“自由州？听着好听。林肯说我们自由了，可还得跟白人隔开，住这破地方，白人区不让进。白人警察天天盯着我们，像防贼，稍不留神就说你图谋不轨，吊树上没人管。去年有个兄弟多看了一眼白人小姐，晚上被拖出去，吊在码头，尸体晃了三天没人敢收。自由？狗屎！”

约瑟继续抱怨：“干活得避着白人走，工头给我们的工钱比白人少一半，活儿却多一倍。想租好点的房子？白人房东宁愿空着也不租给我们。林肯的宣言是签了，可还不一样。”

他顿了顿，眼神黯淡：“我从弗吉尼亚逃来的，以为北方能喘口气，结果还得低头活着。”

我拍拍他的肩，没多说，心想看来莉莉以前说的：北方的自由不过是换个笼子，规矩比南方的鞭子也好不到哪儿去。

未必都是假话，论了解美国，还得是美国人能掰扯清楚。

穷白人区在下东区，街道污水横流，街角酒馆的招工告示贴满墙。

爱尔兰和德国移民挤在破公寓，窗玻璃碎了用纸糊着挡风。

男人们在街头赌牌，醉汉拎威士忌瓶，骂“黑鬼抢活，都应该吊死”。

女人们披破披肩，抱着瘦骨嶙峋的孩子，不是在乞讨，就是在卖身，眼神麻木。

酒馆里，几个穷白人喝得醉醺醺，围着张破桌子，威士忌洒得满地。

一个红脸汉子，胡子拉碴，衣服破得露棉花，眯着眼朝我喊：“嘿，兄弟，你也是干苦力的吧？过来喝一口！”

他应该是没看清我的脸，打眼一看肤色估计把我当穷白人了。

我不想惹事，低头走过去，接过他递来的酒瓶，假装抿了一口。

红脸汉子拍桌，喷着酒气嚷嚷：“凭啥解放黑人要我们白人流血？林肯那狗娘养的，征兵让我们去死，富佬花300块找替身，穷光蛋就得为黑鬼的自由送命！谁他妈这么恶毒，非要放那帮更低工钱的黑鬼来抢活？码头工全被他们抢了！”

另一个醉汉，瘦得像根麻杆，接话骂道：“就是！黑鬼自由了，工钱压得更低，白人还得饿肚子。以后迟早收拾那帮黑鬼，烧了他们的破街，让他们滚回南方！”

红脸汉子举起酒瓶，吼道：“对！烧了五点区！黑鬼配自由？配当狗还差不多！”酒馆里几个人附和，骂声一片，酒保皱眉但不敢吭声。

我低头，假装点头，心头觉得冷漠又好笑。

晃荡几天，我买了几份报纸翻看，头条尽是内战的消息：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惨败犹在热议，北军征兵引发的争端闹得沸沸扬扬，林肯的解放宣言被骂的很多。

倒是几篇提及中国的文章让我皱了眉头。

一家报纸的社论斥责朝廷是“腐朽的东方专制”，称鸦片战争暴露了中国人的无能，说朝廷被洋人打得割地赔款，毫无还手之力。

我心想，这话听着刺耳，但输了就是输了，割地赔款是事实，哪有脸面反驳？

然而，当我细读其他国际新闻时，却察觉到洋人舆论对中国的态度微妙而复杂：他们固然蔑视朝廷的软弱无能，却又不自觉的将中国与其他被征服地方区别对待。

相比奥斯曼帝国，这个昔日的中东霸主已被欧洲列强肢解得千疮百孔。

印度更惨，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财富被榨取一空。

美洲土着人正遭受屠杀，残存的土地不断萎缩。

南洋群岛的小邦，要么被英法直接吞并，要么沦为傀儡。

至于黑人，即便在北方也仍在苦苦挣扎，非洲更被视为新一轮扩张和掠夺的好地方。

现在中国，尽管和白人列强屡次战败，却始终保持着庞大的人口，广袤的疆域，中央政府仍在艰难维持统治秩序。

各地新组建的军队在应对内外敌人时，仍表现出较强的坚韧。

一些洋务工厂和新式海陆军建设，也正在规划和逐步实现中。

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的这场巨大的冲击后，中国正在自我修复和逐渐适应。

这些都让洋人感到，现在中国或许已经不值一提，但在被轻蔑的非白族群中，仍是处境尚可，以后还会具有一定的潜在威胁。

另几篇报道西海岸华人，标题刺眼：《旧金山的黄祸》。

文章说华工抢白人矿工的活，聚在唐人街“吃大蒜、拜偶像”，是“文明的威胁”。

一幅漫画画了个长辫子的华人，贼眉鼠眼，手持尖刀，标题写“不可同化的蛮族”，还有几篇评论嚷嚷要用病毒武器来把东亚当美洲一样，先清理一波原住民的。

我捏着报纸，心头火起，暗骂洋人离中国万里远，偏要编鬼话恶心人。

接着往下看，有个连载故事，讲的是一个高智商的中国人，暗中联络黑人和回教徒，要发起蒙古西征一样的伟大圣战，推翻白人霸权，把白人优等民族踩在脚下。

我觉得这个故事虽然依旧把中国人写的野蛮，猥琐，可这事要是真干成了，此人也称得上是一代豪杰英主。

只是手段过于炫技，总是接近成功前最后一刻，被白人反杀了，真是可惜，好人没有好结局啊。

离开纽约前我到布鲁克林的北军营地附近晃悠，想看看现在北军啥样。

营地帐篷密麻，泥地上堆着炮弹箱和步枪架，士兵穿蓝军装，围篝火烤土豆，空气混着汗臭和硝烟。

我装送货的梅蒂斯人，提着空麻袋，低头路过。

营地边，一个瘦小士兵朝我招手，肤色偏黄，脸上几颗雀斑，军帽歪戴，操带西班牙口音的英语：“嘿，兄弟，帮我搬箱子，给你10美分！”

我帮他搬几个弹药箱到帐篷，趁机搭话：“你是西班牙人？”

他低声道：“别扯，我是华人，假装菲律宾人。叫阿诚，广东来的。你呢？看你脸，也不像白人。”

我心头一震，压低嗓子：“我也是华人，直隶的，在这假装是土着人。”

他点点头，递根烟，点燃后吐烟雾：“这鬼地方，华人得藏身份。北军里有几十个兄弟，波士顿的、加州的，干得再好也升不了军衔。白人长官骂我们‘黄狗’，黑人士兵好点，但也防着我们。征兵官缺人，才收我们当炮灰。”

我抽了口烟，苦笑：“美国佬对咱们咋这么大敌意？中国没招惹他们。”

阿诚叹气，眼神黯淡：“他们怕咱们抢活，觉得咱们不信耶稣，跟野人似的。西海岸华工被打被抢，没人管。报纸骂咱们是‘黄祸’，说迟早搞乱美国。我假装菲律宾人起码少挨几拳。”

他拍我肩：“你小心，兄弟，别露馅。”

我谢过阿诚，离开营地，心头沉重，原来这么干的不止我一个。

我暗自盘算，此地不宜久留，圣经还揣在行李箱，我想起安德森的交代：若在北方遇麻烦，去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找北方橡树商会的米切尔先生接头。

我得带着这烫手的圣经，先回南方再说。

就在我打算离开纽约，去旅店取回行李时，看到旁边一个旅店的几个店员正推推搡搡的把一伙人的行李扔出来，不但不让他们入住，还十分粗暴的把人往外撵，嘴里骂骂咧咧的说绝不能接待这群黑鬼，可我看他们这伙人里明明只有一个看起来长相朴实的黑人，其他人是一个中年白人女人领着几个白人小孩，他们这伙人看起来十分委屈，却又不敢和店员争辩。

我出于基本的同情心，前去帮这伙人收拾起地上的东西，发现其中一个白人女孩，我好像认识，是丽贝卡，我搜索着自己脑中的记忆，想起我上次见到她还是2年前，现在她长得更可爱了，可还是那副愁眉不展的可怜样子，我在她身上看到了斯蒂芬妮的影子，但我也明白我不能也不应简单把丽贝卡视为斯蒂芬妮的替代品，斯蒂芬妮在我心里留下的痕迹，任何其他女人都无法与之相比。

收拾好不多的行李后，这伙人的领队上前和向我表示感谢，她自称叫，苏珊·琼斯，40多岁是公理会的修女，得知我也暂无明确目的地后，邀请我和他们同行几天如何？

我对这伙奇怪的队伍也是充满好奇，又对丽贝卡为什么会在这里有些不解，欣然同意和他们在一起，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多次去不同旅店打探后，帮着联系了另一个条件差一些的地方，店主勉强同意我们这行人入住，可却又定下多项不合理的规矩，苏珊修女也只好同意，但她身上的旅费又不太够，我于是拿出一点自己的钱，帮他们付了这几天的房费。

这为我博取了他们的好感，很快就都和我熟悉起来。

暂时安顿下来后，苏珊修女和我说起：在北方军占领新奥尔良后，她志愿去新奥尔良从事黑奴教育和解放工作，她的慈善工作得到了当地的北方驻军巴特勒将军的支持。

林肯发布解放奴隶宣言后，她受耐坦尼尔·班克斯少将资助和支持，挑选了几个被解放的奴隶，带去北方从事宣传工作，希望争取北方民众对战争和解放黑奴的的支持，她介绍起了她选中带来的几个人，两个纯白人长相的女孩，11岁的丽贝卡，8岁的罗莎，一个纯白人长相的男孩，10岁的查理，还有一个50岁符合大众对汤姆叔叔印象的黑人男性，查尔斯。

苏珊修女很自豪的说，这些人都很聪明，学东西很快，不比白人差，尤其3个孩子明明长得和白人一样，却依然被奴役，被买卖，这真是让她感到难以置信。

我心中一阵欢喜，果然是丽贝卡，但她对我却很陌生，想想也对，那时我们只见过短暂的一面，她还小，又低着头，没对我留下印象也正常。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目睹了苏珊宣传团活动的屡屡碰壁，北方民众大多对解放黑奴态度冷漠，甚至敌视，很多人到苏珊带着孩子们发表演说的地方捣乱，故意制造噪音和扔垃圾，干扰宣传活动的正常进行，他们大声嚷嚷，不能流白人的血，让黑人获利，反对解放黑奴，质疑丽贝卡和查理，这几个奴隶儿童是白人儿童假扮的，并表示就算她们是真的，那也是黑鬼，对白化的黑鬼也不应该有丝毫同情，只要有一滴血是黑人的，那就是可恶的黑鬼。

一些过分的白人还嘲讽苏珊是战争贩子，寡妇制造者，从白人尸体上牟利，等等恶毒的咒骂，搞到公开活动难以进行下去，苏珊只好让摄影师来拍摄这几个孩子可怜又可爱的样子，希望通过售卖她们的相片来唤起北方普通人基本的同情心，看看这宛如他们自家儿女一样的小生灵，曾遭受南方奴隶主的野蛮奴役和压迫，他们真的忍心吗？

拍完宣传照，查尔斯叔叔去找了一个码头扛包的工作，离开了宣传团。

苏珊修女也逐渐感到心冷，说看来只要把这3个孩子再带回南方去，在北方想要安置他们十分困难，只要一听是黑奴出身，就没有人和福利院肯收养他们。

南方的北方占领区，现在起码有几个北方军资助的教会学校可以让他们暂且容身。

我听后提出想要领养丽贝卡，我谎称我的爱人斯蒂芬妮因为意外失去了生育能力，一直想要领养一个孩子，我看丽贝卡正合适，说完，把斯蒂芬妮的相片拿给苏珊修女看。

至于我自己的身份，我继续沿用，我是加拿大的，梅蒂斯人商人，之前曾在南方做点生意。

苏珊修女欣然同意，带我去附近教会，给我签发了一份收养协议书，算是给了丽贝卡和我在一起一个合法的文件。

在签收养协议时，丽贝卡拉着我的袖子，小声说：“莫林先生，你真要我吗？我会乖乖的，不给你惹麻烦。”她的纯真和惹人怜爱的样子，让我更坚定保护她的决心。

丽贝卡还不太懂这次收养对她意味着什么，只是按照之前的生活经验认为，苏珊修女把她卖给了我，她只好继续做我的奴隶，对我顺从，又恐惧。

看着这丫头，我想起以前在中国老家的日子，爹娘总说，家要有后才行。

我和斯蒂芬妮没孩子，现在看到丽贝卡，很懂事又可爱，对我也算有所心理上的补偿。

我带着丽贝卡回到了纽约，在中央车站买了去蒙特利尔的火车票，火车是老式蒸汽机车，车厢木板拼凑，座位硬得硌屁股，煤烟从窗缝钻进来，呛得人咳嗽。

乘客多是加拿大商人，爱尔兰移民，眼神麻木。

我低头坐在角落，宽檐帽压低。

火车颠簸了两天，途经奥尔巴尼，穿过哈德逊河谷，田野和农舍在窗外一闪而过，3月中旬终于到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比纽约清静，街道宽敞，石板路被雨水冲得发亮，空气里飘着松木和面包的香味。

圣劳伦斯河边，法国风的教堂和英式红砖楼混杂，行人操着法语和英语，步履从容。

我提着行李箱，找到北方橡树商会，位于河边一栋不起眼的灰石楼，门牌上刻着橡树图案，窗户挂着厚窗帘，透不出光。

我敲门，一个高瘦的门房开门，眼神警觉：“找谁？”我低声答：“米切尔先生，我从萨凡纳来，为胡克少校办事。”

门房上下打量我，哼了声，带我进一间小会客厅，壁炉烧得噼啪响，桌上摆着咖啡壶。

米切尔先生五十来岁，灰发梳得整齐，西装笔挺，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气质像个银行家。

他靠在扶手椅上，扫了我一眼，语气平静：“你找我？”

我从大衣内兜掏出那块怀表，内盖刻着邦妮旗，递过去：“先生，认认这个。”

他接过怀表，翻开看了看，点头，示意我坐下：“既然是邦联的人，那我理应帮你一把，你这是来加拿大分部工作，还是被拦截了，要回南方？”

我从行李箱取出那本从南特带回的圣经，封皮磨损，纸边泛黄，递给他：“我是朗德·莫林，邦联国务部安德森秘书要的东西，我已经到手了，都在这儿，南特的圣西尔先生交给我的，没拆过。”米切尔接过圣经，指尖在封皮上敲了敲，翻开一页，确认夹层的情报完好，嘴角微微上扬：“干得不错，莫林。北军没难为你？”

我苦笑，把夜莺号被俘的经过大致说了，隐去审讯，买通看守等细节，只提北军因我非白人身份关了1个月放行。

米切尔哼了声，点燃根雪茄，吐口烟雾：“北军那帮蠢货，瞧不起土着人，倒是救了你一命，你运气好，活着到这儿。”

他起身，从书桌抽屉拿出一张地图，摊开，指着大西洋沿岸：“查尔斯顿，你现在回不去，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北方海军已经集结了很强一股兵力要去攻打查尔斯顿，受此影响下，威尔明顿和萨凡纳，最好现在也别去。我安排你搭一艘去古巴的船，哈瓦那有我们的人，姓罗伯茨，码头酒吧叫‘红珊瑚’，你到那儿找他。他会给你弄艘封锁突破船，去莫比尔。从莫比尔倒火车到亚特兰大，你从亚特兰大再倒火车经过奥古斯塔，最后回里士满。”

他顿了顿，目光凶狠：“圣经别丢，丢了你知道后果。少说话，多看路。”

我点头，收好圣经，放回行李箱。这里的邦联职员又给我找了身干净的灰色大衣换上。

米切尔递给我一封信，封蜡盖着商会印章：“这是给罗伯茨的介绍信。明天凌晨，去，金斯顿号，商船，那艘船挂加拿大旗，北军一般不拦。”

说到这他终于难得放松的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莫林，干完这趟，邦联不会亏待你，我这有20英镑，你路上用，回去好好复命。”

1863年3月上旬，我按米切尔先生的安排，登上蒙特利尔的“金斯顿号”，一艘挂加拿大旗的商船，船身老旧，甲板上堆满木材和毛皮，散发着松脂和海盐的味道，货仓里装满了伪装是普通货物的枪械和子弹。

航程平静，北军巡逻艇果然没拦，船长又操船在沿途的北方港口进进出出，来降低怀疑。

到了1863年3月下旬，船才开进哈瓦那港。

在哈瓦那的红珊瑚酒吧，我找到罗伯茨，一个矮壮的南方佬，红胡子油光发亮，穿着花衬衫，活像个海盗。

他扫了眼米切尔的介绍信，低声道：“莫林？船过几天走，‘银狐号’，去莫比尔。北军间谍盯着紧，你少露面。”

我点头，谢过他，在码头附近一家破旅店落脚，窗外海浪拍打，吵得人睡不着。

旅店的酒吧里，我意外撞见个熟面孔，李敬，那个1861年在哈瓦那认识的中国书生，斯文瘦弱，穿长袍，戴圆眼镜，捧着一摞笔记，像是刚从书斋出来。

我压低嗓子，用汉语招呼：“李兄？还在这儿？”他抬头，认出我，推了推眼镜，笑道：“莫林！真是巧。你还在跑船？”

我点头，坐下要了杯朗姆酒，聊了几句。

李敬说他在哈瓦那待了两年，记录海外华人苦力的遭遇，写成书稿寄回国内，得了些回音。

他语气沉重：“我写的海外劳工情况，讲苦力被骗来古巴、秘鲁，签卖身契，干牛马活，九死一生。书稿辗转到了湖南，郭嵩涛和周馥两位大人看了，颇为震动。他们说，等平定了内外敌人，以及和洋人交涉的事腾出手，朝廷要派人查这苦力贸易，断了这条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