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华盛顿特区。

宾夕法尼亚大道两旁,街上的人们低著头,裹著破旧的大衣,匆匆走过。

有些人手里拎著空荡荡的午餐盒,刚从救济站排队回来。有些人靠在墙根,用报纸盖著身子,试图睡一会儿。有些人蹲在路边,面前摆著一个小小的牌子,上面写著几个字:

“工作换取食物。”

一个穿著体面大衣的中年男人从一辆黑色轿车里走下来,看了一眼那些蹲在路边的人,皱了皱眉,快步走进了街边一栋气派的大楼。

那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总部。

男人名叫奥格登·米尔斯,美国政府的財政部长。

大楼里面的墙上掛著歷任共和党总统的画像,富丽堂皇,和外面的世界,仿佛隔著一个时代。

米尔斯走进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已经坐著几个人。

总统赫伯特·胡佛坐在长桌的首位,面容憔悴,眼窝深陷。他的头髮比一年前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也深了许多。

旁边坐著国务卿亨利·史汀生、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將军,还有几个从华尔街来的资本家大亨。

胡佛抬起头,看了米尔斯一眼。

“怎么样了?”

米尔斯摇了摇头。

“还是那样。银行又倒了三家,失业人数又涨了二十万。国会那边,还在吵。”

胡佛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沙哑。

“先生们,我们得面对现实了。”

一九二九年的股灾,直接切开了美国经济看似繁荣的表面。

到一九三二年三月,美国的社会情况已经面目全非。

一万两千家企业倒闭。五千家银行关门。两千三百万人失业——每四个劳动力里,就有一个没有工作。

那些没失业的人,工资被砍了一半,工作时间却延长了。

那些没倒闭的企业,老板们坐在办公室里,看著財务报表,想著怎么再裁一批人,再降一次薪。

而那些倒闭的企业,老板们有的跳了楼,有的跑了路,有的站在破產法庭上,低著头,听法官念判决书。

纽约的街头,每天晚上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睡在纸板搭的“胡佛村”里。

芝加哥的工厂区,罢工的队伍每天都在游行。

警察衝进人群,用警棍打,用水枪冲,有人倒下,有人流血,有人被拖进监狱,民眾和政府之间的衝突进一步加深了。

底特律的汽车厂门口,每天清晨都有成百上千的人等著。他们等著一个可能永远不会来的机会——“今天会不会招人?”

匹兹堡的钢铁厂,烟囱不再冒烟。工人们坐在家里,听著妻子的哭声,孩子的饿叫声,沉默地发呆。

飢饿。绝望。愤怒在美利坚的大地上蔓延著。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五日,芝加哥,西区工人俱乐部。

这是一座破旧的两层小楼,但门里门外,却挤满了人。

穿著工装的工人,穿著破旧外套的失业者,穿著粗布裙子的妇女,还有几个戴著眼镜、穿著旧西装的年轻人挤在狭小的房间里。

屋子內的讲台上美国共產党的总书记威廉·福斯特,。

“同志们,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台下有人回答:“发救济粮的日子?”

福斯特摇摇头。

“是资本家发工资的日子。但不是给我们发——是给他们的警察发,给他们的打手发,给那些拿著警棍、衝进罢工队伍、把我们的人打得头破血流的傢伙们发。”

台下响起一阵低沉的嗡嗡声。

福斯特举起手里的一份文件。

“这是上个月的报告。芝加哥,举行罢工四次,被捕两百三十七人,重伤十九人。底特律,举行罢工五次,被捕三百一十二人,重伤二十三人。匹兹堡,举行罢工三次,被捕一百五十六人,重伤十一人。”

他放下文件。

“同志们,这不是罢工。这是我们和美国政府之间的战爭了。”

“资本家在和我们打仗。他们在用飢饿打仗,用失业打仗,用警察的警棍打仗。他们想把我们打死,打残,打到再也不敢站起来。”

“但他们会贏吗?”

台下的人们爆发出怒吼:

“不会!”

“对,不会。因为我们有一样东西,他们没有。”

福斯特看著台下群眾和同志们的眼睛。

“我们有真理。我们有团结。”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册子。

那是几个月前,从德国辗转送来的文件——《共產国际关於美国形势的指示》。

“同志们,柏林的同志告诉我们:美国现在是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的一环。

大萧条把一切都暴露了。资本家只顾自己,不管人民。

政府只救银行,不救穷人。两党吵架,吵来吵去,吵不出一个能让工人吃饱饭的办法。”

“他们还说:现在,是美国工人阶级站起来的时候了。”

台下开始有人鼓掌。

福斯特的声音更高了。

“同志们,看看周围。看看那些排队领救济的人。看看那些睡在『胡佛村』里的人。看看那些被警察打伤的人。

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在等我们——等我们告诉他们,还有另一条路。”

掌声更响了。

福斯特伸出右手,握成拳头。

“同志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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