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荷兰,阿姆斯特丹。

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去,运河的水面平静。

古老的砖桥倒映在水中,偶尔有几只小船划过,盪起一圈圈涟漪。

这座城市看起来和几百年前没什么两样,但有些东西,却已经不一样了。

达姆广场上,一群人正在聚集在一起。他们穿著破旧的大衣,拎著空荡荡的午餐盒,默默地站在那里,只是站著,望著那座古老的王宫。

广场边上的咖啡馆里,几个穿著体面的人隔著玻璃看著这一幕。

“又来了。”一个禿顶的中年人嘆了口气,“这是这周的第三次了。”

旁边的人说:“失业率已经百分之二十五了。不闹才怪。”

禿顶中年人摇摇头。

“闹有什么用?政府也没钱。”

玻璃窗外,人群中忽然有了一阵骚动。

有人开始喊口號。

“我们要工作!”

“我们要麵包!”

“政府下台!”

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咖啡馆里的人互相看看,默默地低下头,喝自己的咖啡。

没有人注意到,在广场边缘的一根灯柱下,站著一个男人。他穿著一件旧大衣,戴著一顶磨损的帽子,看起来和那些失业工人没什么两样。

但他的眼睛不一样。

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一种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很久没有出现过的东西。

希望。

一九一八年,荷兰曾经离革命只有一步之遥。

那一年,德国爆发革命,威廉二世逃亡荷兰。整个欧洲都在燃烧,荷兰的工人和士兵也站起来了。他们成立了苏维埃,占领了工厂,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

但革命失败了。

政府调集军队,镇压了起义。领导人被捕,组织被解散,报纸被查封。特鲁尔斯特拉,当时社会党的领袖,和阿尔伯特·费恩等人被迫流亡国外。

他们去了德国。

在德国,他们看到了另一种革命。韦格纳和他的同志们,用更坚定的信念,一步步地建设著社会主义。

特鲁尔斯特拉等人在柏林待了十四年。

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一九三二年春天,阿尔伯特·费恩收到了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消息。

“时机成熟了。回来吧。”

他买了一张船票,回到了阔別十四年的祖国。

荷兰,这个北海之滨的低地国家,有著独特的歷史。

十七世纪,它是海上马车夫,商船遍布全球。十八世纪,它被法国占领,沦为附庸。十九世纪,它重新独立,成为一个中立的小国。

二十世纪初,它靠著殖民地的財富,维持著表面的繁荣。

但大萧条改变了一切。

殖民地產品的价格暴跌,贸易几乎停滯,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到一九三二年,荷兰的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五。

更糟的是,政府毫无办法。

歷届內阁都是联合政府,天主教党、自由党、社会党(右翼)——互相扯皮,互相推諉。有人说要削减开支,有人说要增发货幣,有人说要等等看。

等来等去,等到的只有更多的失业者。

社会党(左翼)在地下活动,力量还很弱。共產党也是地下组织,人数不多。工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

但游行和示威,改变不了什么。

直到阿尔伯特·费恩回来。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阿姆斯特丹东区,一间破旧的仓库。

几十个人挤在这间仓库里,有工人,有知识分子,有年轻的,有年老的。他们围坐在几排简易的木凳上,等著一个人。

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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