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瓦茨基先开口了。

“今天把大家叫来,是因为最近几天,下面的同志们反馈回来的情况很不好。亚当,你先说说你今天在布雷尼察遇到的情况。”

亚当站起来,把手里的茶杯放在桌上,清了清嗓子。

“今天上午,我和斯迈尔同志开车去布雷尼察送物资。到了村口,被村民拦住了不让我们进去。

他们说的理由是——共產党不信天主,天主降下洪水惩罚波兰,我们是天主的敌人。”

扎瓦茨基的眉头皱了起来。“就这一个村子?”

“不是。”亚当翻开自己的笔记本。

“过去一周,我去过六个村子。三个村的物资正常送进去了,老百姓配合。

另外三个村——扎布诺、布雷尼察、还有一个小村子叫沃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

扎布诺的情况最复杂。马祖尔同志牺牲之后,村里人对共產党的感情本来很深,但最近风向变了。有人在他们中间传话,说马祖尔同志是被共產党连累死的,说他不信天主,所以天主降下洪水,把他冲走了。”

“亚当同志,你说有人传话,传话的人是谁?是村里人自己传的,还是外面的人进去传的?”

亚当想了想。

“两种都有。灾区外面有人进来过。我在扎布诺村口见过一个人,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从克拉科夫来的。

我后来问村里人,有人说那个人跟他们聊过天,发了传单。传单上有圣母像,上面写著『洪水是天主的警告』。”

诺曼和扎瓦茨基对视了一眼。

科洛廖夫把手里的铅笔转了几圈,

“扎瓦茨基同志,这种情况,不止波兰有。

苏联刚建国那几年,也遇到过。白匪军跑进村子里,跟老百姓说,共產党是魔鬼,革命是反基督,旱灾是上帝降下的惩罚。

老百姓信了。因为他们这辈子就活在那样的环境里。神父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

地主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我们的人说什么,他们反而不信。因为我们是外人,我们的话他们听不懂。”

他放下铅笔,看著在座的每一个人。

“这不是靠多发几袋麵粉、多搭几顶帐篷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人心的问题。人心要慢慢捂热,急不得。”

扎瓦茨基点了点头,站起来,走到地图前。

“科洛廖夫同志说得对。但我们现在不能等。冬天快到了,老百姓的房子还没盖好,粮食还不够。如果他们连我们的救援队都不让进村,那这些人冬天会冻死、饿死。我们不能眼睁睁看著他们死。”

“那怎么办?”有人问。

扎瓦茨基转过身来,看著诺曼。

“诺曼同志,德国方面的工兵和建设兵团,能不能先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交通疏通上?

修路、架桥、清理河道——这些不直接进村,不容易跟老百姓起衝突,但同样重要。路通了,物资才能运进去。等把谣言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再进村。”

诺曼想了想。“可以。我们的工兵营本来就在修路架桥。把力量再集中一下,先把连接各灾区的主要干道抢通。

但有一个问题——修路架桥也会跟老百姓打交道。征地、借道、用工,都要跟村里人商量。如果老百姓连这个都不配合,我们的工程也推不动。”

“所以,我们不能单干。”扎瓦茨基说。“要跟村里的党员、积极分子配合。每个村,不管情况多复杂,总有党员,总有跟共產党走的群眾。让他们去跟老百姓沟通,我们在后面支援。他们说话,比我们管用。”

他走回桌前,坐下来,拿起笔。

“另外,这件事要上报。报给中央,让科瓦尔斯基同志知道。谣言不是小事,不及时处理,会出大问题。”

他抬起头,看著亚当。

“亚当,你明天再去一趟扎布诺村。找到村里的党员,问清楚到底是谁在传话,传的是什么话,源头在哪里。”

亚当点了点头。

“还有,”扎瓦茨基补充道,“注意安全。不要跟他们硬碰。情况不对,马上撤。”

诺曼站起来,把椅子推到桌下。

“扎瓦茨基同志,我回去重新排一下工兵营的工作计划。先把连接克拉科夫和扎布诺的那条公路修通。那条路断了,物资只能靠人背,效率太低。修通了,卡车就能直接开到村口。”

“好。辛苦了。”

科洛廖夫也站了起来,把铅笔揣进口袋。

“苏联的工程队,可以负责维斯瓦河上游的河道清理。洪水退了之后,河道里淤积了大量泥沙和杂物,明年春天桃花汛一来,还要出事。早清早好。”

扎瓦茨基伸出手,握了握科洛廖夫的手。

“谢谢。”

科洛廖夫摇了摇头。“不用谢。我们是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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