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抬起头看著他。

他的脸上还有血跡,嘴角的伤口结了暗红色的痂,但那双眼睛平静的看著萨莱。

“你来这里,不是为了杀我们。”

萨莱转过身。

“杀了你们,谁去给柏林传话?

我要让你们活著回去,告诉韦格纳,告诉那些自以为可以永远骑在我们头上的欧洲人——非洲不是你们的后院。

你们可以封锁我们,可以制裁我们,可以派你们的飞机坦克来轰炸我们。

但你们永远、永远征服不了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退路。这里是我们的家。”

汉斯没有理会他的挑衅。他靠在医疗棚的立柱上,

“你说韦格纳同志是运气好,一九一八年德国战败,他捡了个现成的烂摊子。

那我问你,一九一八年德国战败的时候,全德国有多少个韦格纳呢?

为什么只有他成功了?

因为不是他运气好,是他找对了路——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德国的具体情况,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这不是运气,是科学。”

萨莱冷笑。“科学?你管那叫科学?”

“你读过韦格纳同志的《德国革命史》吗?

他在书里写过,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不是一夜之间爆发的,是阶级矛盾积累的结果。

那些在战壕里饿著肚子的战士、在工厂里被剥削、在贫民窟里等死的德国工人——他们不是被韦格纳同志煽动的,是他们自己决定不再忍受了。

韦格纳同志只是那个站出来替他们说话、替他们组织、替他们指明方向的人。

你说换谁都行?

你换一个试试呢?

换一个没有革命理论、没有群眾基础、没有组织能力的领袖,那些工人早就被自由军团镇压了。

德国革命不是韦格纳同志一个人的胜利,是德国工人阶级的胜利。

你读不懂这一点,是因为你只看见了个人,没看见阶级。”

萨莱脸上的冷笑僵了一下。

汉斯继续说。

“你说法国共產党是捡漏。

一九三零年法国革命,巴黎的街垒是谁筑的?

里昂的工厂是谁占领的?

马赛的码头是谁控制的?

不是法国共產党,难道是你那些在拉丁区咖啡馆里高谈阔论的非洲学生吗?

法共在北方经营了那么久,工人自卫队、地下印刷所、工会网络、农村根据地——一样一样建起来的。

巴黎起义的时候,他们不是『捡』了一个政权,是拿同志们的命换的。

你瞧不起他们,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参与过这样的斗爭。

你只在边缘看著,然后在失败的时候告诉自己——哦,这不是我的问题,只是別人运气好罢了。”

“至於你说德国人在非洲修路、建学校、培养干部是新殖民主义。”

汉斯的声音依然平静,

“我问你,萨莱先生。

路修好了,谁在走?

你说是法国人的军队、德国人的商队。

那我告诉你,姆班吉到班吉的公路,每天跑的最多的是运输当地农民的卡车,运的是木薯、花生、棕櫚油。

法国军队?德国商队?我没有见过。你见过吗?”

萨莱依然没有回答他。

“学校建好了,谁在教?

你说是我们德国人。不错,有德国教师,但更多的教师是本地人。

法共在班吉办的师范学校,三年培养了將近两百名本地教师。

现在整个乌班吉沙立,百分之七十的小学教师是非洲人。

再过几年,这个比例会更高。

到那时候,我们德国人就会离开。

这就是韦格纳同志说的帮助殖民地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不是替他们走路,是教会他们走路,然后放手。”

汉斯停了一下。

“你说我们德国工人过上好日子是靠剥削非洲。

你拿出证据来。德国进口的矿產,从非洲来的占比是多少?

南非的铬矿、加纳的锰矿、刚果的鈷矿——这些確实有。

但德国每年从非洲进口的矿產总值,只占全部进口矿產的不到一成。

德国工人的工资、福利、休假,靠的是德国工人自己的劳动创造的价值。

精密工具机、化工產品、汽车、拖拉机——这些东西,德国工人自己设计、自己製造、自己赚取利润。

不是从非洲人嘴里抢来的。

你说我们假装看不见,我看假装看不见的是你。

你不想看见德国工人的劳动,因为你需要一个敌人。

你需要一个压迫者的形象,这样你才能把自己打扮成被压迫者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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