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阳光帅气大男孩

沉默了很久，他忽然说了一句话：“何姐，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坐在这里。”我转头看他。

“不是来上班，就是一个人来，什么都不做，就坐在这里。”他看着窗外，侧脸的线条在灯光下很清晰，“有时候坐一个小时，有时候坐两个小时，坐到心情好了为止。”“有效果吗？”我问。

“有。”他转过头看我，笑了一下，“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杠铃不会因为你心情不好就变轻，跑步机不会因为你难过就停下来。你面对它们的时候，你只能靠你自己。”我愣了一下。这句话从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口里说出来，让我有些意外。我本以为他会说一些“开心点”“别想太多”之类的话，可他没有。他说了一句让我觉得，他比我以为的要成熟得多。

“谢谢你，许哲。”我说。

“不客气，何姐。”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今天的训练就不算课时了，你拉伸一下早点回去吧。”他转身要走，我叫住了他。“许哲。”他回过头。

“你刚才说的那个方法，”我说，“下次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叫我。我陪你坐一会儿。”他看着我，笑了笑，那笑容比之前所有的笑都深了一些。

他走以后，我独自一人又在哪里坐了好一会，脑子很乱也没想什么事，就是呆呆的看着窗外。我那时不知道的是，我的一些想法正在改变，一颗种子正在生根发芽，直到现在，在我心里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好啊，何姐。”从那天起，我和许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表面上，我们依然是教练和会员的关系。他带我训练，我按时付费，一切都很正常。可在那些正常之外，多了一些别的东西——他开始在训练结束后多陪我拉伸一会儿，聊几句闲天；他开始在微信上给我发一些健身科普的文章，顺便问一句“今天怎么样”；他开始记住我说过的每一句话，比如我说过喜欢吃芒果，第二次去的时候前台就放了一杯芒果奶昔，说是“许教练让我准备的”。

这些小细节，像春天的雨，一点一点渗透进我的心里。

我不是傻子。一个年轻男人对一个已婚女人做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我心知肚明。可我没有叫停，因为那些小细节让我觉得自己被看见了、被记住了、被放在了心上。这种感觉，陈建国不会给，而林锐和方远，就像方远的名字，一同走向了远方！

十一月的某天晚上，我在健身房练完，许哲说：“何姐，一起吃个饭吧，我知道附近有家烧烤不错。”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在工作关系之外见面。烧烤店不大，烟雾缭绕的，坐满了下了班的年轻人。许哲点了一堆东西，又给我倒了杯啤酒。

“何姐，”他举起杯，“敬你。”“敬什么？”“敬你让我知道，老师也可以这么好看。”我差点被果汁呛到。“许哲，你这是在撩我吗？”他看着我，表情忽然认真起来。“何姐，如果我说是呢？”空气安静了两秒。烧烤架上的肉滋滋作响，旁边桌的人在划拳，整个世界都很吵闹，只有我和他之间的那几寸空间是安静的。

我放下酒杯，看着他的眼睛。那眼睛里没有算计，没有试探，只有一个年轻人对一个年长女人的、笨拙的、不知如何安放的好感。

“许哲，”我说，“你知道我比你大多少吗？”“知道。”“你知道我结婚了，有孩子吗？”“知道。”“那你还——”“何姐，”他打断了我，“我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不是不知道，是不在乎。”我看着他的脸，那张年轻的、干净的脸上，写着一种让我羡慕又害怕的东西——不顾一切的勇气。这种勇气，我在三十三岁的时候有过一次，后来就被生生磨没了。可他还有，他才二十二岁，他还有大把的时间去犯错、去后悔、去重新开始。

可我没有。

“许哲，”我站起来，拿起包，“今天的饭我请你。以后不要再约我了。”我转身走了出去。十一月的夜风很凉，我裹紧外套快步走向停车场。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许哲追了出来。

“何姐！”我没有停。

他追上来，拦在我面前。“何姐，我说错什么了吗？”“你没有说错什么，”我抬起头看着他，“是我想错了。我不该跟你出来吃饭，不该让你帮我买奶昔，不该跟你说那些话。许哲，我是你的会员，你是我的教练。我们之间不应该有别的东西。”“为什么？”他的声音有些急了，“为什么不应该？”“因为我是个有家庭的女人！”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因为我有丈夫，有孩子，有工作，有别人对我的看法。你不能因为你不不在乎，就要求我也不在乎。”他沉默了。我也沉默了，是啊~不能因为我的不在乎，就要求别人也不在。乎路灯下，他的影子很长，落在我脚边，像一个被拉长了的问号。

“对不起，”他说，声音低了下去，“是我太冒失了。”我看着他，心里忽然涌上一股心疼。不是男女之情的那种心疼，而是一种类似母亲对孩子的心疼——他还这么年轻，他不懂这个世界对女人的苛刻，他不知道自己随口说出的“不在乎”，对一个已婚女人来说意味着多大的风险。

“回去吧，许哲。”我说，“明天健身房见。”我转身上了车，发动引擎，从后视镜里看见他站在路灯下，一动不动的，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

回家的路上，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不是因为许哲。是因为我自己。我想起了一年多前的那个春天，方远在篝火旁吻我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被“不在乎”打动的。我以为那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真心，可到头来，那不过是一个男人对一个新鲜猎物的兴趣。

许哲会是一样的吗？也许他现在觉得自己是认真的，可等他真的得到了，他还会这么认真吗？还是说，他会像方远一样，在某个普通的下午，发一条消息说“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验证。

因为我害怕答案。

那天晚上之后，我刻意和许哲保持了距离。

我不再去健身房，找的理由是“最近太忙了”。许哲发消息来问“何姐你还好吗”，我回复“挺好的，就是忙”。他说“那等你忙完了再来”，我回了一个“好”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可我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想起他。

上课的时候，站在讲台上，目光扫过教室里的男生，我会想，许哲这么大的时候，是不是也坐在这样的教室里，偷偷在课本上画小人。开车回家的时候，路过那家烧烤店，我会想起那天晚上他追出来的样子，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我会翻出他的朋友圈，看他发的那些健身视频和自拍，看了又看，然后删掉浏览记录。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在对一个不该动心的人动心。

我需要新的养分。

这个念头让我恶心，可它就在那里，像一颗钉子，钉在我的脑子里，拔不掉。

十二月，中午我和陈建国又大吵了一架，碗碎了一地。

摔门出来，在大街上漫无目的的溜达。

这一次是因为朵朵的教育问题。朵朵考试数学只考了八十二分，比期中退步了十分。陈建国说是我没管好，我说他平时不闻不问现在倒来指责我。他说“我天天上班哪有时间”，我说“我也上班”，他说“你那叫上班？天天跟学生玩”。就这一句话，我炸了。

“我天天跟学生玩？”我放下筷子，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你知不知道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备课，晚上十一点还在改作业？你知不知道我带的是高三毕业班，升学率关系到每一个孩子的未来？你坐在家里开开会、打打电话，就叫上班了？”陈建国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顶嘴。在他的认知里，何静是一个不会顶嘴的女人——至少以前不会。

“你最近怎么回事？”他皱着眉头看我，“脾气越来越大，动不动就发火。”“我发火？我什么时候发火了？是你先说我‘跟学生玩’的！”“我就是随口一说，你至于吗？”“随口一说？你随口一说就能把我的工作贬得一文不值？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你天天在家‘玩电脑’？”陈建国也沉默了。他拿起碗，走进厨房，把饭倒进垃圾桶，然后把碗摔进洗碗池，发出一声碎裂的脆响。

那声响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从方远到林锐，我一直在用取悦换取关注——他们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们什么时候要我就什么时候给。我以为这是在经营关系，其实只是在乞讨。我把自己活成了他们的附属品，他们的时间表、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性欲、他们的需求永远排在我的前面。

那我要什么？我有多久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了？

我站在天桥上看着下面一辆辆闪过的汽车，就像那年三月到现在的每一个日夜。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别人给的快乐，随时可以收回。只有自己给自己的，才是真的。我不想再等了，不想再依附了。从今天起，我要做让自己开心的事——不在取悦谁，只是为了我自己。

我拿起手机，打开了许哲的对话框，做了一件我这辈子做的最疯狂的事。

我打了一行字：“许哲，晚上你在家吗？”发出去之后，我盯着屏幕，看着“对方正在输入”那几个字闪了闪，又消失了。过了大概一分钟——也许更久，他回复了：“在。”“嗯，把你家地址发给我。”“几点？我等你。”“下午六点。”“好。”极为简洁的对话。我们都没有说破，但我们都心知肚明即将发生什么。这种默契让我觉得既紧张又安心——他也许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但他什么也不会问，他只是说“好”。

看完地址之后，我把手机揣进兜里，深呼吸了好几次，看着天上的云，收回目光然后转身—走向家的方向。

我在干什么？

我问自己这个问题，但没有等答案。因为答案我早就知道了——我在做一件我想做的事。不是为了取悦许哲，不是为了填补林锐留下的空档，不是为了报复谁。就是单纯地、自私地、毫不犹豫地，为我自己的欲望做一次选择。

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等别人给我快乐。方远给我，我就快乐；林锐给我，我就快乐；他们不给，我就不快乐。我的情绪像一只被人牵着的风筝，线在别人手里，风往哪里吹，我就往哪里飞。

他们所做的一切，有时连一句多余的解释都没有。他们有自己的事我理解，但我就是不开心。觉得自己做的这一切都荒诞极了——我把自己活成了什么？一个随叫随到的备胎？一个永远排在客户、孩子、妻子之后的性欲工具？

不。

我不想再这样了，你们有欲望就可以随时找我，我有欲望就要自己忍着。这一刻，我的心态彻底变了，变的不在迷茫，变的不在患得患失，变的不在去在乎他们给我的情绪，我只要快乐，快乐的活着，是自己给的快乐。

走到小区门口我看了看时间，下午五点半。从这里到许哲发给我的地址，开车大概要二十分钟。我还有半个小时。

我发动了车，没有回家，没有给陈建国打电话，没有做任何解释。我把手机设成静音，扔进副驾驶的包里，然后踩下油门，汇入了晚高峰的车流。

许哲住在城东的一个老小区，离健身房不远。我按照导航开进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小区没有地下车库，路面停满了车，我绕了两圈才找到一个窄得几乎停不进去的车位。

倒车的时候，我的手机在包里震了好几次。我没有看。我知道那也许是陈建国问我几点回去，也许是朵朵想跟我视频，也许是谁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已经到了。

我熄了火，坐在车里，看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楼号和单元门。许哲住在四楼，没有电梯。我深吸一口气，推开车门，冷风灌进来的瞬间，我打了一个哆嗦。

十二月的傍晚，还是很冷的。

我裹紧呢子大衣，走进单元门。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我跺了跺脚，一楼的灯亮了，昏黄的，照在满是灰尘的台阶上。墙上贴满了小广告，楼梯扶手的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生锈的铁。这个地方和林锐的公寓、方远的小区都不一样。它不体面，不精致，甚至有些寒酸。可它真实，真实得像许哲这个人——不装，不藏，把自己原本的样子摊在你面前，你要就要，不要拉倒。

我爬到四楼，站在401的门前。门上贴着一副褪色的春联，福字倒着贴，边角已经翘起来了。

我抬起手，犹豫了三秒钟，敲了门。

门几乎是立刻就被打开了。

许哲站在门口，穿了一件黑色的卫衣，头发还是湿的，显然刚洗过澡。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不是惊喜，不是紧张，更像是一种确认：你来了。

“何姐。”他说。

“许哲。”我说。

我们就这样站在门口，隔着门槛，对视了几秒钟。然后他侧身让开，说：“进来吧。”我走了进去。

他的家很小，一室一厅，大概四十来平米。客厅里放着一张旧沙发、一个小茶几、一台不算新的电视。茶几上摆着两杯水，还有一盘切好的水果——芒果，切成小块，整齐地码在白色的盘子里。

我注意到了这些细节。他准备了芒果，因为我说过我喜欢吃芒果。他洗了澡，换了干净的衣服。他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连电视柜上的灰尘都擦过了。

他在等我。认真地、郑重地等我。

“坐吧，何姐。”他有些局促，手在裤子上蹭了蹭，“家里有点乱，你别介意。”“不乱。”我坐在沙发上，拿起一块芒果放进嘴里。很甜，甜得我眼眶有些发酸。

许哲在我旁边坐下来，中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电视是关着的，窗外偶尔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房间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彼此的呼吸。

“何姐，”他先开口了，“你今天……”“今天我想来。”我打断了他，“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我想来。”他转过头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他刚洗完澡的头发还没有完全干，有几缕垂在额前，衬得他整个人比平时柔和了很多。没有了健身房里的那种专业感和距离感，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年轻的、有些紧张的大男孩。

“许哲，”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问。”“你想要什么？”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他想了想，说：“我想要你开心。”“不是让你说我想听的，”我摇了摇头，“我是问你，你想要什么。从我这里，你想要得到什么？”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才开口，声音很低，但很坚定。

“何姐，我想对你好。不是因为我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而是因为……对你好这件事本身，就让我很开心。”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认真，有坦诚，还有一种年轻人特有的、不计后果的赤诚。他没有说“我喜欢你”，没有说“我想要你”，他说的是“对你好让我开心”。

这是一个把自己放在后面的答案。不是“我想要”，而是“我想给”。

和方远不一样。和林锐不一样。

方远对我是索取——他想要新鲜感，想要刺激，想要一个不需要负责的情人。林锐对我是占有——他想要我的身体，想要我的时间，想要我随叫随到。他们都是先想到“从你这能得到什么”，然后再决定“我给你什么”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许哲不是。他先问的是“我能给你什么”。

这个区别太大了。大到让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