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头

那是我在温州的第一份活路。

姨妈找的七甲的一个家庭家具作坊，没得流水线，没得规整厂房，就一个院子堆满木料、工具和半成品。我乾的活简单——搬木料，打磨板材，上底漆。刚开始全是出力气的粗活，没得技术含量，全靠一身力气硬扛，后来是在桌子上画荷花等技术活。

日子过得浑浑噩噩又快得很。天不亮爬起来，跟著老板和几个工人一起忙，手上磨出厚茧，身上沾满木屑和油漆味，天黑透了才收工，累得倒头就睡。睁眼又是重复的一天。一晃，就到了年根底下。

那时候温州的所有私人小作坊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平日里不发全额工资，只给几十上百块生活费，够买口饭吃、添件薄衣。大家辛辛苦苦干满一整年，全盼著腊月年底这一天老板把全年工钱一次性结清，好揣著血汗钱回老家过年。给老人孩子带点年货，也算没白在外头奔波。

可偏偏到了年底结帐这天，黑心老板的算盘就露出来了。

作坊里那个跟我看海爬山秀山来的小童工，看著不过十五岁，瘦小，黑瘦黑瘦的，说话带著浓浓的山里乡音。性格內向，怯懦，平日里不管多脏多累的活都抢著干，从不敢偷懒，就怕丟了这份餬口的工作，因为秀山是真的穷，要不也不会这么小就出来打工了。

轮到给他结工钱的时候，老板不仅剋扣大半，找各种由头罚款，还铁了心要当场把他赶走。因为那会儿上头严查非法使用童工，街面上时不时有检查组过来巡查，老板心里著慌，怕这个小童工还留在作坊里就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只想赶紧把人撵走，剋扣的工钱也打算赖掉。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见不得弱者被人欺负。

看著小童工低著头，手指紧紧攥著衣角，眼眶红红的，连一句反驳的话都不敢说，我一股火气就涌上来了。当场跟老板槓上。拍著木料堆，声音洪亮地要求他，必须把小童工的工钱一分不少结清。

“他年纪小，乾的活一点不比我们少。搬木料、打磨板材，哪样没出力？你凭什么扣他工钱？”

我梗著脖子，寸步不让。

一同做工的看海爬山的梁平兄弟，平日里和我关係不错，一起搬料、一起吃饭。这时候却全程一言不发，低著头，眼神里满是犹豫，手指攥著打磨机，大气都不敢喘。我心里清楚，他不是冷血，也不是不仗义。他比我更需要这份工作，家里有老人要养，有弟妹要供，他不敢冒险。

我的强硬惹恼了老板。他指著鼻子骂我多管閒事，说我不懂规矩：“我开作坊僱人，想给多少就给多少，轮得到你一个外来打工的指手画脚？不想干就滚，有的是人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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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刚落，老板弟弟从里屋出来了。

人不高，平时还算个好人，但这时候，他上来就推我一把，力道大得我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嘴里骂骂咧咧：“你算什么东西，也敢管我们家的事？”

我本就一肚子火，被他这一推，再也忍不住了。

当场扭打在一起。

作坊里的木料、工具被撞得东倒西歪，木屑纷飞。其他工人都躲到一边，没人敢上前。梁平站在原地，脸色苍白，手足无措。我个子不如他，力气也稍逊，但年轻气盛，憋著那股替小童工討公道的劲，拼了命跟他周旋。拳头落在身上不觉得疼，眼里只有一股不服输的狠劲。

打了几分钟，两人都弄得满身木屑尘土，脸上也有了划痕。

老板看著越打越凶，生怕闹大了引来巡查的人，也怕闹到派出所影响作坊生意，反倒先怂了。连忙喊停，语气软下来，一边拉他弟弟，一边冲我说：“行了行了，別打了。我给，我给还不行吗？”

转身进屋拿了钱，给小童工结了帐。

小童工接过钱，小心翼翼数了数，小声说了句“给齐了”。我也没细算，只知道那笔钱应该是比最开始老板想给的多得多。至少能让这孩子揣著钱，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这破家具作坊我是肯定待不下去了。

老板虽然怂了，心里肯定记恨我。继续待著，指不定被怎么刁难，找理由扣工钱。好在老板倒也乾脆，知道我留不住，也不敢再留了，当场就给我结清了所有工钱，没再剋扣一分。

我拿著工钱走出作坊，心里没得半点留恋。只有一丝痛快。

至少帮那孩子討回了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