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厂的青春奇遇

那个年代，深圳工厂的薪资，对內地人有著致命的吸引力。1998年特区外最低工资才三百三一个月，我们厂包吃包住，普工底薪加加班就能拿四五百，熟练工月入上千是常事。车间里的女工，发了工资大半都寄回老家，自己只留几十块零花。每到发薪日，厂门口挤满邮局的人，挨个帮打工者填匯款单，队伍能排出去半条街。

升了师傅，活轻鬆了，收入也稳了。车间姑娘多，总有生理期疼得脸色发白、眉头紧锁的。我记著父亲教的中医常识，本想给她们冲杯姜红糖水，叮嘱几句避凉休息，却被她们误会了心思。无奈之下，我只得让女友拎著满满一大壶薑糖水，分给大伙，这才打消了閒话。

后来，我先手把手教她用艾条——点燃后隔空熏小腹、后腰，全程不碰她的肌肤。按摩穴位也是，我只口述教她按合谷、三阴交、关元，再让她去教车间的姑娘。即便是对她，我也始终守著分寸，只动口，不动手。

可偏偏，这事惹得她生了气，红著眼挺著胸问我：“咋滴，这你都不敢碰？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我百口莫辩。我成了车间的香餑餑，反倒让她没了安全感。

对面二楼高档车间的一车间女主管，专程过来挖人，要调我过去。可二车间的女主管死活不肯放人：“我们好不容易招到一个男工，凭什么让给你们？放走他，这群姑娘不得跟我闹翻天？”

这事最后闹到了经理那里。经理问我的想法，我只说了一句：我要和我女朋友在一个车间。

一场爭执，就此平息。

车间实行两班倒，早八到晚八，晚八到早八，半个月换一次班。加班是家常便饭，赶货期连班、连轴转，周末几乎没得休息。车间噪音刺耳，拋光的粉尘、焊锡的刺鼻气味混在一起，大半工人都戴著口罩。厂里管得严，港籍管理加本地主管，迟到、做坏货，轻则扣钱，重则挨骂，没人敢懈怠。

可一出厂门，就是另一个烟火人间。

白泥坑的夜市，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热闹的光景。一下班，人流像潮水般涌出厂门，黑压压一眼望不到头。厂门口一条街全是吃食，大排档、炒粉、麻辣烫、滷味、水果摊，香气扑鼻。两块钱一份热炒粉，三块钱一碗加蛋肠粉，就能填饱肚子。路边挤满录像厅、网吧、桌球室、溜冰场，是我们唯一的消遣。五毛钱一局桌球，一块钱一场录像，两块钱溜冰能玩一整晚，廉价又尽兴。

打长途要去ip公话超市，队伍排得老长。我每次都和她加完班去，专挑晚上八九点人最多的时候。排队时听著四面八方的家乡话，四川的、湖南的、江西的、河南的……乡音绕耳，想家的滋味，就淡了许多。

周边出租屋密密麻麻，情侣、老乡搭伙合租，房租便宜得很，一间铁皮单间，月租一百五到三百块，没有独立卫浴。街巷狭窄逼仄，油烟味、机油味混在一起，夜里烧烤摊的浓烟飘进巷子，呛人，却又勾著人的胃口。

治安不算好。关外管控鬆散，偷窃、抢劫时有发生。老工人总叮嘱新人：夜里结伴走，钱包手机攥紧，別单独走暗巷。我搬进宿舍后，夜里极少单独出门，要出去，必定喊上她和她的室友同行。

九十年代的白泥坑，没有光鲜，只有谋生。机器轰鸣里藏著青春，烟火市井中裹著乡愁，而我在这片人海里，守著她，也守著那个年纪里笨拙的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