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罐里的微光

日子像流水线一样，不停歇地滚著。转眼就过了年，厂门口的对联褪了色，被风吹得卷了边，没人去换，也没人在意。这地方，从来都是人来人往，像被风吹动的沙，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没谁能真正扎下根来。

年前就有几个工友走了。张姐是四川的，攒够了钱，回家嫁给了邻村的男人，走的那天背著个旧背包，脸上带著点麻木的笑，说“再也不用熬这破流水线了”；小李才十八岁，嫌厂里工资低，听说去了別的电子厂，说那边管得松，还能多挣点；还有个老吴，干了五年，手指被机器夹伤了，厂里给了点补偿金，就悄无声息地回了老家，临走前连句告別都没说，就像车间里被扫走的那团线头，轻飘飘就没了踪影。

年后一开工，又涌进来一批新工人。大多是十八九、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眼神里带著点对城市的好奇，又藏著几分怯生生的惶恐，像一群刚被放进陌生笼子里的鸟。他们穿著崭新的工服，跟著老员工学操作，手脚笨拙，常常被主管骂得低著头，不敢吭声。车间里的汗味、机油味，又混进了新的气息，依旧黏稠，依旧洗不掉。

厂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我、主管，还有她，算是守在这里的老人了。

我打定主意守著她，她不走，我便不走。她已是车间组长，行事沉稳周全；我依旧是手艺过硬的师傅，两人彼此照应，分寸得当，在这人来人往的厂子里，成了最安稳的陪伴。车间新人看我们亲近，偶尔打趣，我们只一笑置之，不多言语。主管不过二十七八岁，阅尽厂里人情冷暖，看在眼里，从不多说，只偶尔轻嘆一声。

新进来的工人里，有个女孩子，长得极好。不是那种刻意打扮的好看，是那种清清爽爽的，眉眼乾净，皮肤白得像没被烟火气熏过，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两个小小的梨涡，像山涧里的泉水，乾净又透亮。她被分到了我们车间，和我在一条流水线的另一端，每天上工、下工，抬头就能看见她，脚步轻快，眼神里带著点不服输的韧劲，和上次那个眉眼发软、眼底无光的姑娘，截然不同。

她来厂里还没半个月，那个香港经理就又把我叫进了办公室。

还是那张宽大的桌子，还是那件笔挺的衬衫，他说话依旧夹著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语气轻得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他说，他看上了我们车间那个长得好看的姑娘，让我再去探探口风，问她愿不愿意没名没分地跟他一年，依旧加了那句“不强求”。

我站在原地，心里比上次更沉，像压了一块石头。说不清是噁心，还是麻木，又或是一种更深的无力。我不知道他是腻了上一个姑娘，还是本就习惯了这样的方式，把这些底层的姑娘，当成了可以隨意拿捏的物件。我想起了上次那个绞著衣角、平静说“同意”的姑娘，想起了那辆扬长而去的黑色小轿车，想起了心里那片越来越大的空。

我还是去了。脚步沉重，像灌了铅，每一步都觉得煎熬。我甚至在想，我为什么要一次次答应这种事？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帮凶？可我没有选择。在这口铁皮罐子里，我们这些底层的人，连说“不”的资格都没有。

她正在我们车间的流水线旁干活，手指灵活地摆弄著零件，神情专注。听见我叫她，她停下手里的活，转过头来，眼里带著一丝疑惑，脸上还沾著一点细小的灰尘，却丝毫没影响她的好看。

我把经理的话，一字一句，儘量说得平淡，像在传达一个普通的工作指令。说完，我不敢看她的眼睛，低著头，盯著自己洗得发白的工服衣角，手指不自觉地绞紧，和上次那个姑娘的动作，重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