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贬謫之路

寇准出知陕州的消息传开之后，汴梁城里的茶馆安静了几天。

不是没人议论，是大家不知道该说什么。

去年澶渊之盟签订的时候，寇准还是力挽狂澜的英雄，街头巷尾都在传他的段子。

这才过了一年多，英雄就被贬到地方上去了。

茶馆里的老茶客们端著茶杯，面面相覷。最后有人嘆了口气，说了一句：伴君如伴虎。旁边的人接了一句：不是虎，是城下之盟。然后大家就都不说话了。

汴梁的官场有一套独特的运转法则，其中一条是：皇帝贬谁，你就离谁远点。

寇准离京那天，来送行的人屈指可数。几个他在审官院提拔过的年轻官员站在城门口，不敢上前，远远地朝他拱了拱手。

枢密院的老书吏在路边蹲著，面前铺了张纸，上面放了两只烧饼。

寇准骑在马上低头看了他一眼，说老王，你这是给我送行还是卖早点。

老书吏说“大人路上吃，趁热。”

寇准拿起一只烧饼咬了一口。“確实趁热，凉了就不好吃了。”

寇准到陕州之后，发现这个地方比青州穷，比成安偏，唯一的好处是离边境不算太远，方便他关注北边的动静。

他到任第一天就把陕州衙门里的积案卷宗全调出来，堆在桌上比他人还高。

师爷在旁边小心地说：大人刚到要不要先歇几天。

寇准看了他一眼，说：我在路上歇够了。

他开始像当年在刑部一样每天天不亮坐堂，把积压的案子一件一件清。陕州地方不大，但案子不少——田產纠纷、婚姻官司、商贾诈骗，什么都有。

寇准断案如刀切豆腐，利落得让告状的百姓不敢相信。有个老农打了三年官司没打贏，寇准翻了翻卷宗，第二天就判了。老农跪在地上磕头磕得额头都青了，寇准让差役把他扶起来，说了一句：別磕了，回去种地吧。

他在陕州断案的名声很快传到了邻近州县。有人大老远跑来找他告状，说我们那儿的知州不管事，求寇大人做主。

“我不是你们那儿的知州，管不了你们的事。”

那人站在衙门口不走。

“那我就在这儿等著。”

寇准从衙门口经过三次，每次都看见那个人蹲在墙根底下啃干饃。

第三次他停住了，说你把状纸拿来我看看。看完了，他写了封信让人送到那个知州手里。几天后那个知州派人来请罪，说已经重新审理了。

寇准把信往抽屉里一放，没再提过。

寇准在陕州的日子过得简单。白天坐堂审案，晚上翻翻邸报关注朝中和边境的动向。

每月初一十五他给汴梁写一份例行奏报，只谈政务不议朝局。

偶尔有老友写信问他近况，他的回信一概三行字：身体尚好。公务不忙。勿念。

朝堂上没有忘记他。王钦若在朝会上偶尔还会旁敲侧击地提到他，说陕州地方紧要，寇准在那里是否安分。真宗听到这话一般不做回应，有时候只说三个字：知道了。

但真宗心里清楚，陕州不能没人管。

寇准去了一年，陕州的积案清空了，赋税按时收上来了，连邻近几个州过来告状的百姓都少了。

不用他多说，户部和刑部的公文上数字写得明明白白。

景德三年秋，真宗把寇准召回了汴梁。

让他回来继续当参知政事。

这个任命很能说明真宗的心思：寇准这人能用，但不能惯著。让他当副职他干活比谁都卖力，让他当正职容易把所有人都得罪光。

寇准接到詔书之后没说多余的话，把陕州衙门的案卷整理好交给继任者，骑上那匹瘦马往汴梁走。

回京之后他发现朝堂上的风向比当年他走的时候更微妙了。

主和派在王钦若的带动下已经成了朝中的主流声音，澶渊之盟被重新定性——“城下之盟”的说法渐渐从私下议论变成了半公开的定论。

寇准在朝会上听到有人用这个词形容澶渊之盟，当场就懟了回去。他说澶渊之盟若是城下之盟，那萧太后为什么先派人来求和？萧挞览为什么死在澶州城下？辽军为什么在盟约签订之后撤得乾乾净净？

问完这三句没有人接话。散朝之后真宗把寇准单独留下，说了一句：你说话能不能別那么冲。

寇准说陛下，臣说的都是事实。真宗说我当然知道是事实，但你这样让人下不来台，以后满朝文武谁敢跟你共事。

寇准沉默了一会儿，说：臣知道了。

但下次朝会上他还是该懟的懟，该吵的吵，一点没变。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你可以把他贬到陕州，贬到青州，贬到天涯海角，但你没法让他学会在原则问题上闭嘴。

寇准回到朝堂的第二年，和王钦若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

事情的导火索是边境互市的管理权归属问题。

王钦若主张把互市管理权交给枢密院直属的榷易务，理由是便於统一调配物资、防止边將中饱私囊。

寇准说你这是把互市的银子从边境驻军的帐上划到枢密院的帐上。边军本来就缺钱，你把他们的財路断了，以后谁还给你守边？

王钦若说你这是危言耸听。寇准说你去过边境吗？你见过边境驻军的粮仓吗？我去过，我查过帐，我知道他们靠什么过日子。王钦若被噎得说不出话。

这场爭论持续了好几天，最后真宗拍板：互市管理权留在边境驻军手里，但枢密院加强监督。两边的面子都给了，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寇准的意见被採纳了。

王钦若散朝出来，脸黑得像锅底。他的门生小声说寇准太囂张了要不要找人弹劾他几本，王钦若摆了摆手，说现在不是时候。但他的眼神说明了一件事——他在等寇准自己犯错。

寇准確实犯错了，而且犯的是他最擅长犯的错——得罪人。

真宗有一次在朝会上提议给几个亲王增加岁禄。寇准当场表示反对。他说国库虽然比前几年充盈了一些，但边境防务、水利修缮、賑灾储备都需要大笔开支。养宗室的银子该有个限度，超过限度就是在拿国防预算討好亲戚。

这话说得太直了。真宗提拔的几个亲王里有他最疼爱的弟弟赵元儼，寇准等於当著百官的面说陛下用国库的钱收买亲情。

这件事让真宗心里很不舒服。他对寇准的態度又开始摇摆不定——理性上知道寇准说得有道理，但情绪上觉得寇准从来没考虑过他的感受。

王钦若精准地抓住了这个裂缝，开始有计划地在真宗面前给寇准上眼药。他不直接攻击寇准的政策主张，而是从性格入手——跟真宗说寇准刚愎自用、不善於团结同僚。

真宗听完没表態，但心里那桿秤已经开始倾斜了。

大中祥符元年，真宗下了一道詔书，寇准再次被贬。

这一次贬得比上次远——从汴梁直接贬到道州。道州在今天的湖南南部，当时是偏远山区，瘴气瀰漫，人烟稀少。

詔书送到寇准手里的时候他正在枢密院整理边境互市的帐册。看完之后他把詔书放在桌角，继续把剩下几页帐目批完。然后把笔一搁，站起来跟同僚们拱了拱手，说：走了。

他从枢密院出来往住处走的那段路上，汴梁正下著雨。雨不大，但很密，把街上的青石板淋得油亮油亮的。

经过樊楼时里面灯火通明，有人在弹琵琶唱曲子，唱的是澶渊之盟后流行起来的一首北地小调。寇准勒住马听了一会儿，然后拉了拉斗篷继续往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