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突如其来的逮捕令
沈逸川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没有开灯。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地板上，像一条细细的银线。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著，一下一下的，没有节奏。他开始回忆。
1935年。那一年他还在军统，在上海执行任务。他记得那年的上海很乱，日本人还没有打进来，但租界里已经人心惶惶。他记得自己住在一家小旅馆里，窗户朝北，能看到外滩的灯光。他记得有一次执行任务受了伤，一个人在旅馆里躺了三天，没有去看医生，怕暴露身份。那时候他不认识林婉清。
他是在1938年下半年才认识她的。在重庆，一个朋友的聚会上。她穿著一件淡蓝色的旗袍，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不怎么说话，手里端著一杯茶，一直没有喝。他走过去跟她搭话，问她“你是南京人？”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但他记住了。
后来结了婚，从重庆到南京，又到了香港。他从来没有问过她1938年以前的事。不是不想问，是觉得没必要。他是军统的高级军官，戴老板亲自批准了他们的婚事，一定会把她的底细查得清清楚楚。如果她有问题，戴笠不会让他娶她。他一直这么自信，从来没有怀疑过。
但现在，警署的人说她1935年在上海公共租界杀害了一名英国官员。1935年，她还不认识他。她在上海做什么？她为什么要杀一个英国官员？她是军统的人？还是別的什么组织的人？
他发现自己对她一无所知。
他想起林婉清这些年的从容。1949年从南京撤退，她抱著怀瑾，牵著念祖，跟著他上了南下的轮船，从头到尾没有哭过。在香港差点饿死，她当掉了玉鐲，五块钱撑了半个月，没有跟他说。被保密局跟踪，楼下出现便衣，她从来没有慌过，该做饭做饭，该洗衣服洗衣服。吴景中登报声明、王升登门、楼下出现便衣，她从来没有怕过。今天被逮捕，她也没有怕过。她只是说“照顾好三个孩子”，然后穿上外套，跟著鲍威尔走了。
这种从容，不像一个普通女人。
他开始怀疑——难道她真的做过什么？还是她只是太坚强了？他想起她那双粗糙的手，想起她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想起她在阳台上晾衣服的样子。她每天做这些事，做了这么多年。他不信她是一个间谍甚至杀人犯。但她为什么那么冷静？她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是不是一直在等，等他问？他从来没有问过。他太自信了。
他摇了摇头。不管她做过什么，她是他妻子，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就够了。
凌晨一点，沈逸川开始打电话。
他先拨了张一鹤的號码。电话响了好几声，张一鹤才接起来，声音带著睡意，迷迷糊糊的。“餵？沈先生？”
“张兄，婉清被警署抓了。”沈逸川的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然后张一鹤的声音立刻清醒了。“什么？什么罪名？”沈逸川把鲍威尔的话复述了一遍。张一鹤沉默了几秒，说：“我马上帮忙打听。我认识几个律师，也许他们能问到点什么。你別急，先稳住。”掛了电话，张一鹤的声音还在沈逸川耳朵里迴响——“你別急，先稳住。”他稳住，他怎么稳住。
他拨了陈国华的號码。陈国华也睡了，电话响了好久才接。他的声音很沉，像是从很深的水底浮上来的。“沈先生？出什么事了？”
沈逸川把事情说了一遍。陈国华听完，沉默了几秒钟，说：“我认识几个律师，明天一早帮你联繫。其中一个姓周，打过类似的官司，很厉害。你別担心，沈太太人那么好，不会有事。”沈逸川想说“谢谢”，但喉咙堵著，说不出。
最后他拨了老马的號码。老马的声音还是那样，粗声粗气的，接电话的时候还骂了一句“谁啊，这么晚”。听到沈逸川的声音，他立刻变了语气，从骂骂咧咧变成了小心翼翼的试探。
“沈將军？出什么事了？”
沈逸川把林婉清被逮捕的事说了一遍。老马听完，沉默了两秒钟，然后说：“沈將军，您放心，香港地面上的事，我老马还能说上话。我明天一早就去打听，看是谁在背后搞鬼。您別急，沈太太不会有事的。”
掛了电话，沈逸川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窗外九龙塘的夜风轻轻吹过，梧桐树的新叶沙沙地响。远处的海面上有几艘渔船的灯光，明灭不定。他等了一会儿，电话没有再响。没有一条消息告诉他，林婉清为什么被抓，军情六处为什么举报她，193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深夜，三个孩子终於都睡著了。克己抱著林婉清的枕头，翻了个身，嘴里含混地嘟囔了一声，像是在喊“妈妈”。念祖和怀瑾的房间也安静了，只有偶尔翻身的动静。沈逸川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没有开灯。他靠在沙发上，闭著眼睛，脑子里反覆转著那些年的事。1935年他在上海执行任务的时候，林婉清是不是也在上海？他们有没有在某个街角擦肩而过？他想起第一次见面，在重庆那个聚会上，她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手里端著一杯茶，一直没有喝。他说“你是南京人”，她抬起头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他记了十几年。他从来没有问过她，那天她在想什么。
凌晨两点，沈逸川翻开笔记本，拿起笔。檯灯的光照在纸面上，把那页空白的稿纸照得发亮。他提笔写下一行字：“婉清，不管你做过什么，我都等你回来。”写完之后，他盯著这行字看了很久，钢笔尖在纸面上悬著，墨水滴了一滴，洇开一个小黑点。他又加了一句：“我们还有三个孩子。”
他合上笔记本，熄了灯。躺在沙发上，把毯子拉到下巴，一夜没睡著。窗外的天一点点亮了，鸟开始叫，远处的海面上有早班船的汽笛声。他知道，明天他要做的事情很多：要把三个孩子安顿好，然后找律师打听林婉清的案情，去警署看她。他不能慌，不能乱。她是他的妻子，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不管她做过什么，他都要把她带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