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惊蛰

周锦川虽然有些意外，但做买卖的，这种事情也不稀罕。人家遇了难处，还愿意按契约赔钱，也算是讲信用了。他便客气了两句，收下了违约金，心想这批纱反正也不愁卖，转头卖给別家便是。可是当天下午，又来了两家，也是同样的说辞——遇了变故，手头不便，不能按约买纱，愿意赔钱。接著是第三家、第四家。到了第二天傍晚，跟他有长期合约的十几家主顾里，倒有八九家都派了人来，口径出奇地一致：货不要了，违约金照赔。

这一下周锦川就慌了。就算是傻子也知道，一家两家遇变故是正常的，七八家一齐遇变故，那就绝不是“变故”两个字能解释的了。而且这些老主顾寧愿赔钱也要毁约，说明他们是算过帐的——违约金虽然不少，但比起继续按原价买他的棉纱，恐怕还是赔钱更划算。

他赶紧叫来自己的大儿子，让他出去打听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

大儿子出去跑了小半天，回来的时候脸上满是汗，神色慌慌张张的。他告诉周锦川，城里新开了一家棉纱铺子，也叫永昌號，卖的棉纱价格低得离谱——每斤的价格比其他作坊的成本价还低。他一开始还不信，直到跟著儿子亲自去那家铺子看了一趟。铺子门口人山人海，排著队等著买棉纱的人从铺子门口一直排到街口，好多都是熟悉的面孔——正是那些刚刚派人来跟他毁约的老主顾。

他挤在人群里排了小半个时辰的队，好不容易挤进铺子里，装成买纱的客人看了看柜檯上的货。只看了这么一眼，他心里便是一凉。永昌號的棉纱不但价格便宜得惊人，质量还出奇地好——纱线均匀紧实，断头极少，比他自家作坊里最好的师傅手摇出来的纱还要漂亮。这样的货色，这样的价格，他便是把自己的作坊白送出去，也竞爭不过。

从铺子里出来的时候，周锦川只觉得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他唯一的指望，就是皇庄的货量有限。如果是这样，等这批便宜货卖完，市面上的价格还能涨回来一些，他手里的存货虽然要折价，但至少不至於血本无归。然而第二天，永昌號门口依旧排著长队。第三天，第四天，依旧如此。到了第五天，永昌號甚至在铺子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本號棉纱產量充足，每日皆有新货，请各位主顾不必拥挤，按號购买。

周锦川站在那张告示前面，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他做了半辈子棉纱买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哪家作坊的產量不是有限的？纺纱工一天能摇多少纱，那是掰著手指头就能算出来的。可永昌號的纱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不管来多少主顾，他们都卖得动，从来不见断货。他不敢想像那座皇庄里到底装著什么神仙机器，能像流水一样往外吐棉纱。他只知道一件事：今年是铁定要亏本了。他手里还压著几千斤的存货，按现在的市价，每卖一斤便要亏掉將近一半的本钱。但他不敢不卖，因为他不卖，別人会卖；他拖得越久，亏得越多。

六月中旬，松江城里已经有十几家中小纺纱作坊关了张。周锦川还在咬牙撑著，但他也知道撑不了多久了。他的棉纱价格已经降到了成本以下，每多卖一天便多亏一天的钱，可不卖又不行——仓库里堆著几千斤棉纱，那是他年初才收的新棉纺出来的，本钱还没收回来，若是全烂在仓库里，那就不是亏本的问题，是倾家荡產的问题。

到了六月底，周锦川终於撑不住了。他让儿子把作坊暂时关了，遣散了大部分纺纱工，只留了几个老伙计守著仓库。然后他关起门来，一个人坐在帐房里，对著帐本发了半天的呆。他不是没想过反击。他打听过永昌號的底细，知道那家铺子背后的东家是宫里的太监，皇庄也是万岁爷的私產。这就不是商人之间的事了。皇庄可以把价格压得这么低，因为他不用交税，不愁销路，手里还有內帑的银子。而周锦川这样的普通商人，面对的不只是一家新作坊的竞爭，而是来自皇宫的碾压。

他也想过联合松江的其他棉纱商人，一起去苏州府衙门递状子，告永昌號“以势压商、扰乱市价”。但他立刻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告永昌號？那不就是告皇庄？告皇庄？那不就是告万岁爷？他有几个脑袋够砍的？

他並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的堂兄周锦荣在户部做给事中，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好歹是京官，在松江本地还是有几分面子的。前些年周锦荣回家省亲，还曾跟他说起过朝中的一些事情，隱约提到过六部堂官里有好几位大人，家族在江南也有棉布买卖。周锦川当时还没太往心里去，如今想来，松江府的棉纱买卖，牵涉到的恐怕不只是他这样的小商人，还有那些大人们的家族利益。那些大人物平日里不动声色，是因为没人动他们的饭碗。如今永昌號把整锅饭都端走了，他就不信那些大人物还能坐得住。

他连夜写了一封信，把永昌號在松江低价倾销棉纱的事情从头到尾写了一遍，又把自己作坊的损失列了个单子，托一个在苏州府衙做吏目的亲戚，把这封信转交给在京师的堂兄。

他趴在桌上，透过敞开的门望向外头空荡荡的作坊。纺车都在那里静静地立著，纱锭上的最后一缕棉纱还没来得及收，被晚风吹得一晃一晃的。他在昏暗的屋子里坐著，油灯在他背后投下模糊的影子，只有手里的菸斗在黑暗中一明一灭，明明暗暗的，像是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