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那年夏天，最热门的话题，是“税改”。

这个词，像梅雨季的湿气，无孔不入地渗透进家属院的每一个角落。

大人们在饭桌上、在楼道里，压低声音讨论着那些我听不懂的词汇：“国税”、“地税”、“农业税附加”。

我只感觉到，整个家属院的气氛都变了。

以前，晚饭后，阿姨们会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一边择菜一边聊天，孩子们则在香樟树下追逐打闹。

但那之后，聚在一起聊天的人少了，家家户户的门都关得紧紧的，好像都在守着什么秘密。

妈妈的变化最大。

她带回家的文件袋越来越鼓，里面装着厚厚的、印着表格的纸。

晚上，她不再打算盘，而是用一把木尺，在那些表格上画来画去，嘴里念念有词。

她写字的姿态很好看，手腕悬着，笔尖在纸上流利地滑动，像在跳舞。

但她的眉头却总是锁着，吊扇昏黄的光，在她白皙的额头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她开始抽烟了，悄悄地。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上厕所，会看到她一个人站在没有开灯的阳台上，手里那个小小的红点，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烟是红梅牌的，味道很呛，不像那种雪茄的霸道香味，而是一种苦涩的、带着心事的味道。

我以为，日子就会在这样平淡的忙碌和隐秘的忧愁中，缓缓地流淌下去，直到一通来自乡下老家的电话，像一块石头，砸碎了我们家窗户的玻璃。

外公，那个总是笑着给我塞炒米糖的老人，在田埂上突发脑溢血，摔倒了。

那一天，妈妈的世界，静音了。

电话是邻居王阿姨气喘吁吁地上来喊的，她听完后，没有哭，也没有慌，只是拿着正在给我削苹果的小刀，停在了半空中。

那把刀很锋利，被她磨得锃亮，刀片上还沾着苹果清甜的汁液。

过了足足有半分钟，她才把那圈已经削了一半的果皮，完整地削完，甚至还挽了个漂亮的花。

然后，她把苹果和刀放在桌上，对我说：“何晨，看好家，妈妈去一趟医院。”

她的声音，平稳得像在说“我去买一捆青菜”。

从那天起，妈妈的世界里，只剩下医院。

她每天天不亮就去，深夜才拖着一身消毒水的味道回来。

家属院里那种无孔不入的同情目光，被她用一种更胜以往的冷漠和礼貌，不动声色地挡了回去。

妈妈带回了外公的消息，和一张写着诊断和预估费用的单子。

我看不懂上面那些复杂的医学名词，只看到了最后那个数字：两万。

妈妈把家里那个红色的、印着“储蓄光荣”字样的存折拿了出来，那是她所有的积蓄，是一分一毛地从牙缝里省下来的。

她把存折递给我，让我看。

我看到上面最后的结余，是一千三百二十六块五毛。

“晨晨，你在看，”她用手指着那个数字，语气平静得像在教我算术，“这个数，比那个数，少了一个零还不止。”

第二天，她取光了存折里所有的钱，连同家里一个铁皮饼干盒里所有的零钱，凑了一千四百块，交到了医院的收费处。

换回来一张薄薄的收据，和一句冷冰冰的“尽快补齐后续费用”。

自那以后，我们家的饭桌上，再也见不到荤腥了。

每天都是青菜豆腐，连炒菜的油都放得极少。

妈妈开始在深夜里，反复地拖地。

一遍，又一遍。

木柄的拖把，在水泥地上摩擦，发出“沙沙”的、催眠般的声音。

她把地拖得能映出吊扇旋转的倒影，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把心底那些看不见的、混乱的脚印，一并抹去。

钱的缺口太大，妈妈开始回乡下。她没有让我跟着去，每次都是一个人，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消失在去往乡下的土路上。

第一个去的地方，是大舅公家。

大舅公是外公的亲哥哥，家里开了个小卖部，算是亲戚里条件最好的。

妈妈从他家回来那天，带回来一个沉甸甸的布袋子，里面装着两百块钱，都是些毛票和一块两块的零钱，皱皱巴巴的，带着一股烟草和酱油混合的味道。

妈妈把那些钱一张一张地铺在桌上，用一本厚厚的字典压着。

她什么也没说，但我后来听来串门的王阿姨跟别人聊天时，学到了大舅公的原话：“蕾蕾啊，不是舅公不帮你，你看我这一大家子也要吃饭，你弟弟前阵子又惹了事，我刚给他填了窟窿……这点钱，你先拿去应应急。”

舅舅程伟，是在那之后不久，不请自来的。

他提着一网兜橘子，一脸谄媚的笑。

他是我妈妈唯一的弟弟，在乡下上班，平时游手好闲。

他一进门，就先去医院看了外公，回来后，对着妈妈一顿声泪俱下的表态，说他也要尽孝心，要把他这些年存的私房钱都拿出来。

结果，他从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来一个手帕，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里面是三十六块七毛钱。

他把钱塞给妈妈，说：“姐，我就这么多了，你别嫌少。”

妈妈面无表情地收下了。

舅舅也就顺理成章地在我们家住了下来，美其名曰“方便照顾”，实际上是躲在城里，逃避他在乡下欠下的一屁股人情债和风流债。

他的到来，彻底打乱了我们家原有的秩序。

他白天不敢出门，就在屋子里抽烟，把满是烟灰的搪瓷缸子随手放在地上。

他吃饭狼吞咽，汤汤水水洒得满桌都是。

他晚上睡觉打着响雷一样的呼噜，还说梦话。

我们家那股干净的、清爽的味道，被他身上那种颓败的、混杂着烟臭和汗臭的气味，彻底覆盖了。

妈妈没有赶他走。

她只是在舅舅弄脏了地板后，更沉默地、更用力地去拖地。

她甚至会帮舅舅洗那件散发着酸臭味的汗衫。

她把衣服泡在盆里，倒进很多洗衣粉，用刷子一遍遍地刷，那架势，不像在洗衣，更像在涤荡某种她无法忍受的污秽。

妈妈放下了所有的清高。

她写了困难补助申请，工整的字迹，详尽的陈述，交到了局办公室。

一个星期后，批下来三百块钱的慰问金。

工会主席把钱交给她时，拍着她的肩膀，说了很多官样文章的鼓励话。

妈妈低着头，一遍遍地说着“谢谢组织关怀”。

她还开始向同事们开口。

在一个个晚饭后的时间，她会深吸一口气，敲开那些曾经只是点头之交的同事的家门。

我见过她在财政股的李叔叔家门口，站了很久，才把那句“能不能周转一下”说出口。

也见过她从会计科的张阿姨家出来时，眼圈是红的，但手里捏着几张崭新的“大团结”。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帮忙。

有的人会很热情地把她请进屋，听完后，就开始叹气，说自己家里也困难，孩子上学要交钱，老人看病要花钱，最后只能拿出二十块钱表示一下心意。

还有的人，从猫眼里看到是她，就干脆不开门。

那个夏天，我学会了从妈妈回家的脚步声里，判断她当天的收获。

如果脚步声轻快一些，说明借到了钱；如果沉重得像拖着铁链，那就说明又一次空手而归。

但无论结果如何，她回到家，第一件事，一定是拿起那个小小的记账本，用那支英雄牌钢笔，一丝不苟地记下每一笔人情债。

谁的名字，多少钱，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个本子，很快就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像一张越收越紧的网。

当所有的路都走到头，筹到的钱，离医院催费单上的那个天文数字，依然遥远时。

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星期天下午，她做出了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决定。

她让我换上一件最干净的衣服，然后，她自己也换上了那件只在过年时才穿的米色连衣裙。

“我们出去一趟。”她说。

我问：“去哪儿？”

她沉默了一下，说：“去找你爸爸。”

何斌。

这个名字，像一颗沉在水底多年的石子，被她重新捞了上来。

我们坐了很久的公交车，来到城市另一端一个混乱、嘈杂的城中村。

空气里弥漫着廉价餐馆的油烟味和下水道的臭味。

我们在一个挂着宏发货运招牌的、低矮的平房前停下。

妈妈在一个卖甘蔗的小贩那里，打听到了何斌的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