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秋天很快就过去了，冬天悄然而至。

我们县城很少下雪，冬天总是阴冷、潮湿的，像一幅永远也晾不干的水墨画。

外公的病，在那些不知来路的钱的支撑下，稳定地康复着，据说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慢慢地走动了。

曾文静家那扇窗户里的吵架声，似乎也平息了。

她又变回了那个文静、爱笑的女孩，只是偶尔，在我跟她讨论书里的某个情节时，她的眼神会有一瞬间的飘忽，仿佛在透过我，看向某个很遥远的地方。

我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但我们之间，多了一种不必言说的默契——我们从不谈论各自的家庭。

我的生活，也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那只是一种表象。就像冬日里冰封的河面，看似坚固，底下却有看不见的暗流在涌动。

我们家的变化，是从一些更细微、更深入骨髓的地方开始的。

首先改变的，是味道。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一推开门，就闻到了一股极其浓郁、又极其陌生的香味。

那不是饭菜的香，也不是檀香皂的清香，而是一种霸道的、带着一丝苦味的、类似于中药和木头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我看到妈妈正站在炉子前，用一个小小的、紫砂的锅，熬着什么东西。

“妈，这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咖啡。”她头也不抬地说，“提神用的，最近看文件，眼睛疼。”

“咖啡”这个词，我只在电视广告里听过，广告里那些穿着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的人，都端着小小的、白色的杯子，优雅地喝着这种褐色的液体。

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除了县政府招待所的餐厅，几乎没有地方卖这种“洋玩意儿”。

妈妈把熬好的咖啡，倒进一只新的、印着蓝色碎花的白瓷杯里。

她没有放糖，也没有放牛奶，就那么端起来，轻轻地吹了吹，然后浅浅地抿了一口。

我看到她漂亮的眉头，因为那股浓烈的苦味，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但她还是面不改色地，又喝了一口。

那晚，我们家那股熟悉的、安稳的烟火气，被这种陌生的、带着“高级感”的苦涩香味，彻底覆盖了。

从那以后，喝咖啡，成了妈妈的新习惯。

她不再抽那种呛人的“红梅”牌香烟，而是会在每一个需要熬夜看文件的晚上，给自己煮上一小锅浓得发黑的咖啡。

她说，这东西比烟好，不伤肺。

紧接着改变的，是声音。

我们家那台老旧的莺歌牌收音机，被彻底地打入了冷宫。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崭新的、银灰色的步步高牌复读机。

那台复读机，同样是以“单位福利”的名义，出现在我们家的。

妈妈说，这是局里为了鼓励大家学习，统一采购的，主要用来学英语。

她把那本《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放在一边，开始听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A-B-C-D的磁带。

她学得很认真，每天早上，都会跟着磁带里那个标准的、字正腔圆的女声，一遍遍地跟读。

她的发音很生硬，带着我们本地人特有的口音，听起来有些滑稽。

但她的神情，却像在攻克一道最复杂的数学题一样，专注而又严肃。

有时候，她会把磁带翻到另一面。

那一面，不再是枯燥的英语对话，而是一些舒缓的、纯粹的钢琴曲。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曲子，只觉得那叮叮咚咚的声音，像山里的泉水，清澈、干净，又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妈妈会在听这些曲子的时候，放下手里所有的事，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窗边。

她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香樟树，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她的背影，在那些流淌的钢琴声里，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单。

最大的改变，来自于“人”。

妈妈开始有了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朋友”。

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家的门，被敲响了。

来的是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女人，烫着时髦的卷发，身上有股很好闻的香水味。

她一进门，就亲热地拉着妈妈的手，喊她“程蕾妹子”。

妈妈对她的态度，很客气，但又带着一丝不自然的疏离。

那个女人，自称是市里某个“服装厂的厂长”，说是来我们县考察，顺便来看看妈妈。

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礼物，有给我的进口巧克力，还有给妈妈的一套看起来就很昂贵的、装着漂亮瓶子里的护肤品。

她在我们家坐了很久，拉着妈妈，说了很多我听不懂的话，比如“招商引资”、“税收优惠”、“打点关系”等等。

妈妈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安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或者“嗯”一声。

那个女人走后，妈妈把那些昂贵的礼物，都收进了柜子里，一次也没有用过。

但类似的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多。

有时候，会是一个自称是“建筑公司老板”的胖男人，提着两条“中华”烟和一箱茅台酒，上门来“请教税务问题”。

有时候，会是一个开着黑色桑塔纳轿车、自称是“局里某位领导的亲戚”的人，送来两张周末去省城温泉度假村的招待券。

妈妈总是礼貌地接待他们，又礼貌地拒绝掉那些过于贵重的礼物。

但我们家那个小小的客厅，却不可避免地，开始充斥着各种各样陌生人的气息。

那些人带来的，不仅仅是礼物，更是一种我无法言说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复杂的社会规则和人情网络。

妈妈，就在这个网络里，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

我能感觉到，她很不喜欢这些人。但她又似乎，没有能力拒绝他们的到来。

直到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家里来了一个最特别的客人。

妈妈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看起来很儒雅的中年男人，正在厨房里低声说着什么。

我家的厨房很小，两个人站着就显得很拥挤。

那个男人很高，穿着一件熨帖的白衬衫，手腕上戴着一块看起来就很贵的手表。

他说话的声音很温和，很有磁性。

我听到妈妈说：“……真的不用这么麻烦，吕局长，太破费了。”

那个男人笑了笑，说：“路过城西那家新开的蛋糕店，都说味道不错，就想着你家晨晨也差不多大，顺便给他带一份尝尝，不是什么大事。”

他从厨房里走出来，看到了我。他对我温和地笑了笑，那笑容，不像那些老板一样带着客套和目的性，而是一种很真诚的、长辈对晚辈的关怀。

“你就是何晨吧？听你妈妈说，你学习很棒。”他说。

我有些局促，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他指了指桌上那个漂亮的蛋糕盒子，说：“叔叔给你带的，快尝尝。”

妈妈也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她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混合著感激和一丝丝拘谨的复杂神情。

她帮我打开蛋糕盒子，一股浓郁的、香甜的奶油味道，瞬间充满了整个屋子。

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蛋糕。上面有巧克力做的小房子，还有用各种颜色的奶油裱成的花。

那天晚上，那个儒雅的叔叔——妈妈口中的“吕局长”，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

饭桌上，他没有像别的客人一样，和妈妈谈论任何关于工作和税务的事情。

他只是和我聊天，问我学校里的趣事，问我喜欢看什么书。

他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他能从《哪吒闹海》，一直聊到《水浒传》里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那一晚，是我记忆里，我们家那张小小的饭桌上，第一次充满了轻松、愉快的笑声。

妈妈也显得比平时放松了很多，她甚至破天荒地，给自己倒了一小杯那个叔叔带来的、据说叫“红酒”的、紫红色的液体。

饭后，那个叔叔要回家了。临走前，他从他那个黑色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本书，递给了妈妈。

那是一本很厚的书，深绿色的硬壳封皮，上面印着金色的俄文字母，底下是两个醒目的汉字——《复活》。

“这本书，是我年轻时最喜欢的一部作品，”他对妈妈说，语气诚恳而又意味深长，“托尔斯泰的。讲的是人性的复杂，和灵魂的自我救赎。程蕾你业务能力强，思想也上进，但越是这样，越要多读一些这样的经典，能让人的心胸，更开阔一些。”

妈妈双手接过了那本书，那姿态，像是在接过一份极其贵重的、不容亵渎的礼物。

她低着头，轻声说：“谢谢吕局长，我……我一定会认真读的。”

他对妈妈点了点头，又笑着摸了摸我的头，然后才转身离开。

他们走后，妈妈在厨房里洗碗，洗了很久很久。

我坐在客厅里，看着那本崭新的、散发着油墨香的《复活》，心里却在想着刚才饭桌上的情景。

那个叔叔，他和我见过的所有男人都不同。

他不像爸爸何斌那样粗鲁，不像舅舅程伟那样猥琐，也不像那些老板一样功利。

他温和、博学，像一个真正的、遥远世界里的人。

我甚至开始觉得，如果他能当我的爸爸，那该有多好。

这个念头，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他走后，妈妈在厨房里洗碗，洗了很久很久。

那个儒雅的叔叔离开后，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宿舍，似乎还残留着他带来的、不属于这里的气息。

那不是某种具体的香味，而是一种更抽象的东西——一种因他的到来而显得格外局促的、属于我们母子俩的、清贫而安稳的空气。

妈妈在厨房里洗碗，水声哗哗地响了很久。

我知道，这是她的习惯。

每当有心事，或者家里来了让她感到不自在的客人后，她都会把自己藏在厨房或者卫生间的水声里，仿佛那流动的水，能冲刷掉一些看不见的、附着在她心上的东西。

我坐在客厅里，没有翻开那本崭新的《复活》。

我只是用手指，轻轻地摩挲着它光滑、硬质的封皮。

那上面印着彩色的、我叫不出名字的人物画像，他们的表情，庄严而又悲悯，仿佛正从另一个遥远的世界，俯瞰着我们这间昏暗、潮湿的小屋。

舅舅程伟不知何时，从外面溜达了回来。

他大概是在楼下听说了有“贵客”来访，一进门，就先用鼻子使劲地嗅了嗅空气，然后贼眉鼠眼地凑到我跟前。

“晨晨，刚才来的……是谁啊？”他压低声音，脸上带着一种孩子气的好奇和兴奋，“我听王阿姨说，开的是一辆黑色的、四个圈圈的小轿车！乖乖，那可是奥迪啊！咱们县里，好像就县委书记有一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