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车,我只是摇了摇头。

“带的什么礼物啊?”他又指了指桌上那个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漂亮的蛋糕盒子。

“蛋糕。”

“就一个蛋糕?”舅舅显然不信,他觉得,能开得起奥迪车的大人物,出手绝不可能这么“寒酸”。

他开始在屋子里四下打量,像一只在寻找主人藏匿食物的猎犬,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我手里的那本《复活》上。

“哦……还送了书,”他拿过那本书,翻了翻,看到背后标着的“定价:18……80元”时,撇了撇嘴,嘟囔道,“文化人送礼就是小气。”

就在这时,妈妈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她已经换下了那身待客时穿的连衣裙,重新穿上了平日里的旧家居服。

她的脸上,恢复了那种惯常的、带着一丝疲惫的平静。

她看到舅舅手里的书,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

“程伟,”她淡淡地说,“你回来了。”

“姐!”舅舅立刻像个找到了新玩具的孩子,把书递了过去,“你看看,这人可真有意思。开那么好的车,就送本书,还是给小孩看的。你说他图啥呢?难道……他想认晨晨当干儿子?”他这个念头冒出来,自己都觉得好笑,嘿嘿地乐了起来。

妈妈没有接那本书。她只是看了一眼,然后走到桌边,开始收拾碗筷。她的动作,又恢复了那种机械般的、一丝不苟的利落。

“以后,家里的事,不要在外面随便跟人说。”她背对着舅舅,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我哪有随便说!”舅舅有些委屈,“是王阿姨她们自己看见了,跑来问我的!再说了,有大领导关心咱们,这是好事啊!说明你工作干得好,受重视!以后我在外面,腰杆也能挺得直一些!”

妈妈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她转过身,看着舅舅,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不懂事的孩子。

“程伟,”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别人给你一分,你就要想着,将来要怎么还上十分。我们这种人家,欠不起。”

舅舅被她这番话说得有些发愣,张了张嘴,想反驳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他大概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向清高、要强的姐姐,会说出这样一番近乎于认命的话来。

那个晚上,我睡得很不安稳。我梦见了那个儒雅的叔叔,梦见了他温和的笑容,和他给我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时,那神采飞扬的样子。

然后,场景忽然变了。

我梦见自己,站在那本摊开的、巨大的《复活》上。

书页像一片望不到边的、白色的荒原。

妈妈就站在荒原的中央,穿着那件米色的连衣裙,一遍又一遍地,试图用她那双漂亮的手,去擦拭书页上一个怎么也擦不掉的、小小的墨点。

而那个儒雅的叔叔,则站在很远的地方,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里。

他没有看妈妈,也没有看我。

他只是手里拿着我们家那把被妈妈摸得油光发亮的红木算盘,他那双宽厚的大手,轻轻地拨动着算珠,发出的,却不是清脆的“噼啪”声,而是沉重的、像铁链拖过地面的“哗啦”声。

每一声,都让妈妈的身体,不易察觉地颤抖一下。

我被这个压抑的梦惊醒了,出了一身的冷汗。

从那天起,一种新的、无形的秩序,开始在我们家建立起来。它不像之前那些从天而降的物件那样具体,而是更微妙,更深入骨髓。

妈妈学英语的劲头更足了。

她不再只是跟着复读机跟读,而是买了很多空白磁带,开始把自己读的英语录下来,再反复地听,纠正自己的发音。

她说,局里很快要组织一个“涉外税收业务”的培训班,名额很少,她想争取一下。

她的穿着,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她没有买什么昂贵的新衣服,但她开始注重“搭配”。

她会把一件半旧的白衬衫,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搭在一起,再在脖子上,系上一条小小的、印着碎花的丝巾。

那丝巾,让平日里严肃的她,多了一丝属于女人的、不那么张扬的柔和。

她甚至还去理发店,把那头万年不变的长发,剪成了一个时髦的、齐耳的短发。

剪了短发的她,看起来比以前更干练,也更精神了。但也更陌生了。

而最让我感到陌生的,是她脚上的变化。

以前,在那个漫长而混乱的夏天里,她穿得最多的,是那种最普通的、没有任何花纹的肉色玻璃丝袜。

那种袜子很薄,很容易破,脚尖和脚跟处,总是带着深色的、加厚的一块。

她会把破了洞的袜子,用心地缝补好,一直穿到它彻底失去弹性,松松垮垮地堆在脚踝上为止。

但从那个秋天开始,我们家床底下那个专门用来装破旧丝袜的纸盒里,再也没有增添过新的“成员”。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我从未见过的、崭新的、被整齐地卷放在抽屉角落里的新袜子。

它们不再是单一的肉色,而是有了各种各样细微的变化。

有的是纯黑色的,不透明,紧紧地包裹着她的小腿,让她那双本就白皙的腿,在灯光下,显得更加笔直、修长,像两根精致的、黑色的瓷柱。

有的是浅灰色的,带着细密的、竖条纹的暗花,阳光照在上面的时候,会反射出一种很有质感的、银色的光泽。

她甚至还拥有了一双深紫色的。

那颜色,像那晚她喝剩下的、装在玻璃杯里的红酒,在灯光下,呈现出一种成熟、神秘,又让我感到一丝心慌的颜色。

她穿这些新袜子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为了蔽体和应付工作的需要。

她会坐在床边,慢慢地,像展开一幅珍贵的画卷一样,将那薄薄的织物,一点一点地,顺着她的小腿,往上拉。

她的动作,专注而又优雅。

我常常假装在桌边写作业,余光却不受控制地,被她这个充满仪式感的、私密的动作所吸引。

我能看到,那些崭新的、富有弹性的丝线,如何紧密地贴合著她皮肤的每一寸纹理,将她小腿的线条,勾勒得圆润而又流畅。

袜口那道宽边的、带着蕾丝花纹的边缘,会轻轻地勒进她的大腿,留下一道浅浅的、暧昧的印痕。

这些新的、漂亮的袜子,也带来了新的、陌生的味道。

不再是我熟悉的、那种混杂着檀香皂和她独有汗味的、温暖的气息。

而是一种更高级的、带着淡淡花香的、属于“商品”本身的、精致而又冰冷的味道。

有一次,我看到她换下一双只穿了一天的、浅灰色的丝袜。

我注意到,在脚踝的位置,不小心被勾出了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细细的银丝。

换作以前,她一定会把它收起来,等下次再穿。

但那一次,她只是看了一眼,就把它,连同其他换下来的衣物一起,扔进了待洗的盆里。那姿态,随意得,就像扔掉一张用过的废纸。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类似被背叛的难过。

我怀念起以前那些被她用心地、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破了洞的旧袜子。

怀念起那些被我偷偷藏在枕头底下,带着她独有体温和味道的、柔软的织物。

我意识到,那些旧袜子,连同它们所代表的、那个虽然清苦,但完全属于我们母子俩的、封闭而又安稳的世界,正在被这些崭新的、漂亮的、散发着陌生气息的新袜子,一点一点地,毫不留情地,彻底取代。

家属院里的风言风语,也开始悄悄地流传。我好几次,都听到楼下的王阿姨和李婶,在择菜的时候,压低声音议论我们家。

“……啧啧,你看程蕾最近,真是越来越讲究了……”

“……可不是嘛!人也精神了,听说在局里可受重用了,什么好事都少不了她……”

“……一个女人家,不容易啊。不过,也得看是什么路子,要是路子走歪了……”

后面的话,她们会因为看到我路过,而心照不宣地停住。然后,用一种混合着羡慕、嫉妒和怜悯的复杂眼神,看着我。

我假装什么也没听见,低着头,快步走开。

舅舅程伟,则用他自己那套“拎不清”的逻辑,解读着我们家发生的一切。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心想着去“巴结”谁,而是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狐假虎威”的底气。

有一次,他打牌又输了钱,被几个牌友堵在棋牌室里。

换作以前,他早就点头哈腰地求饶了。

但那一次,他居然挺直了腰杆,对着那几个人说:“你们急什么?不就几十块钱吗?我姐夫……哦不,我姐单位的大领导,那可是咱们县里数一数二的人物!我姐一句话的事儿!你们要是把我惹急了,小心你们家里的生意,以后纳税的时候,有你们好果子吃!”

他这番半真半假的吹嘘,居然真的把那几个牌友给唬住了。从那以后,他在棋牌室的地位,莫名其妙地高了起来,再也没人敢轻易找他的麻烦。

他为此得意了好几天,觉得是自己找到了“生存的智慧”。

妈妈知道这件事后,气得浑身发抖。

她第一次,没有压抑自己的怒火,指着舅舅的鼻子骂道:“程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脸,还没有被你丢尽?!”

舅舅被骂得狗血淋头,却还一脸无辜:“我这不是……看他们欺负人嘛……”

那天,他们大吵了一架。最后,妈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久都没有出来。

而我,就坐在客厅里,看着桌上那本崭新、厚重的《复活》。

我没有翻开它。

我只是用手指,轻轻地触碰着它深绿色的、硬质的封皮。

那封皮很光滑,也很冰冷,不像我那些被翻得起了毛边的连环画,带着熟悉的、纸张的温度。

我听着房间里,那一片死寂。那寂静,比他们刚才大声的争吵,更让我感到害怕。

我忽然想起了那天晚上,那个儒雅的叔叔,把这本书递给妈妈时的情景。他说,这本书,讲的是“灵魂的自我救赎”。

我不知道什么是“灵魂”,也不知道什么是“救赎”。

我只是悄悄地,站起身,走到妈妈的房门前。我把耳朵,轻轻地贴在冰凉的门板上。

我没有听到哭声,也没有听到叹息声。

我只听到一种极细微的、却又极其清晰的、“沙沙”声。

那声音,我既熟悉,又恐惧。

那是很多个深夜里,我曾听到的,妈妈用一把小小的美工刀,一遍又一遍,轻轻刮着自己指甲的声音。

那声音,像一只看不见的、小小的虫子,正在黑暗中,缓慢而又固执地,啃噬着什么东西。

我的身体,忍不住地,开始发抖。

那一刻,我忽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妈妈想要“复活”的,或许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灵魂”。

她只是想变回那个,在外公没有生病之前,在那个儒雅的叔叔没有出现之前,那个虽然清苦,但可以靠自己,把破了洞的丝袜,一针一线,认真缝补起来的,普普通通的妈妈。

但她,好像已经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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