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那个冬天似乎格外的漫长，但也终有尽头。当家属院窗外那棵高大的香樟树，重新抽出嫩绿得近乎透明的新芽时，春天终于还是来了。

我的生活，也似乎随着季节的更替，重新回到了某种固定的轨道上。

妈妈依然忙碌，但那种紧绷得仿佛随时会断裂的神经质，似乎被她用一种更强大的、后天习得的平静给包裹了起来。

她会在深夜里，一边听着复读机里流淌出的、舒缓的钢琴曲，一边在灯下，一丝不苟地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修改着那些我看不懂的税改流程图。

而我，则重新回到了学校，回到了那个由粉笔灰、课间操的广播声和同桌曾文静身上淡淡的墨水香味所构成的、熟悉的世界里。

曾文静的病，在开学后不久终于好了。

但重新回到座位上的她，却像是被一场大病抽走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她的话变少了，也更少笑了。

以前，她会在自习课上偷偷地在草稿纸上画小人，或者跟我讲她周末又看了什么有趣的课外书。

但现在，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手里捧着一本书，一看就是一整节课。

她的眼神，也常常会变得很飘忽。有时候，我跟她说话，她明明看着我，但那目光却像是穿透了我，落在了某个很遥远的地方。

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让大家用“虽然……但是……”造句。

轮到曾文静时，她站起来，沉默了很久，然后用一种很轻，但全班同学都能听见的声音，说：“我们家那盆茉莉花，虽然每天都浇水，晒太阳，但是……它还是生病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淡淡的忧伤。全班同学都觉得这个句子造得很奇怪，但只有我知道，她说的可能并不仅仅是那盆花。

放学后，我们一起走出校门。

快到她家楼下时，她会习惯性地放慢脚步。

那栋楼里，不再传来激烈的争吵声，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令人感到窒息的、死寂般的安静。

“我爸爸最近，很喜欢喝酒。”有一次，她突然没头没尾地对我说了这么一句。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笨拙地说：“喝酒……伤身体。”

“他以前不这样的，”她低着头，踢着脚下的一颗小石子，“妈妈说，他是……工作上，不顺心。”

我能感觉到，她在用这种小心翼翼的、碎片化的方式，向我这个她唯一能信任的同类，发出一种寻求共鸣的信号。

而我只能像个无能为力的哑巴一样，沉默地听着。

我们俩，就像两只过早地感受到了寒意的小动物，下意识地想要凑在一起，互相舔舐伤口，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林海峰，则以一种更彻底的方式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试图用他那个新世界来吸引或攻击我们。他彻底地沉浸到了那个由电脑和网络构筑的、我们无法企及的世界里。

他的座位，被调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

他上课的时候，不再睡觉或捣乱，而是会把一本很厚的、印着奇怪英文和代码的、名叫《电脑爱好者》的杂志，夹在课本里看得津津有味。

课间的时候，他会和几个同样家境不错的男生，围在一起神秘兮兮地讨论着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话题。

“……昨天晚上，我又在石墓阵烧了一夜的猪，爆了一本《半月弯刀》！”

“……真的假的？你现在多少级了？我才刚学会召唤骷髅……”

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属于成年人的、秘而不宣的骄傲和兴奋。

他们有属于自己的黑话，自己的世界，自己的荣耀。

那个世界，将我和曾文静，以及教室里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彻底地排斥在外。

这种无视，远比他之前任何一次挑衅，都更让我感到那道鸿沟的巨大和冰冷。

我们三个人，就像三条行驶在不同航道上的小船，虽然还同处于一间教室里，却已经渐行渐远，驶向了各自完全不同的、由家庭所铺就的未来。

那道已经存在的裂痕，是在期中考试之后以一种近乎于羞辱的方式，被彻底地撕开的。

那次考试，我考得很差。因为外公生病，因为家里发生的种种变故，我落下了很多功课。我的数学第一次没有及格。

曾文静，依然是班里无可争议的第一名。她的名字，被红纸写在光荣榜的第一行，贴在教学楼最显眼的位置。

而林海峰，则考了全班倒数第三。他的试卷被老师用红笔画满了叉，惨不忍睹。

但在考试成绩公布后的第二周，一件让我们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林海峰的爸爸，丰泰集团的林老板，以公司慈善的名义，向我们学校捐赠了一个全新的电脑教室。

二十台崭新的、白色的联想电脑，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间新装修的教室里，屏幕上还贴着蓝色的保护膜。

在那个周一的升旗仪式上，校长用一种极其激动和高亢的语调，在国旗下，对林老板的“慷慨义举”和“对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表示了最衷心的感谢。

然后，在全校师生的注视下，林海峰，这个全班倒数第三的差生，作为“捐赠方的学生代表”被请上了主席台。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明显是新买的名牌运动服，从校长的手里接过了一张写着“捐资助学，情系教育”的、巨大的红色奖状。

那一刻，阳光照在他的脸上，照在他那副因为尴尬和不知所措而显得有些僵硬的笑容上。

台下，他的父亲林老板，那个总是叼着雪茄、满脸横肉的胖男人，正站在一群校领导的簇拥中，满面红光地为他鼓着掌。

我站在队伍里，看着主席台上那个与周围一切都格格不入的林海峰，又看了看站在我身旁，那个因为考了第一名，本应上台领取奖状，此刻却只能和我一样，站在台下鼓掌的曾文静。

我看到曾文静那张总是很文静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和我一样的、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表情。

我忽然觉得，我们平日里在课堂上学的那些，关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诚实和努力的道理，在主席台上那张巨大的、刺眼的红色奖状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那么的可笑。

那天，我开始对这个看似公平的、用分数来衡量一切的世界，产生了怀疑。

而这种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再也无法拔除了。

那个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春天，最终还是在日益聒噪的蝉鸣声中，滑向了夏天。

期末考试的成绩单，像一张早已注定好命运的判决书，发到了每个人的手里。

曾文静依然是第一，我勉强挤进了中游，而林海峰，则毫无悬念地继续在榜单的末尾徘徊。

那张写着“捐资助学”的巨大奖状，在学校的宣传栏里被晒得微微褪了色。

但它所带来的那场无声的地震，其余波却还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心里久久回荡。

暑假如期而至。

妈妈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碌。局里要搞一个关于税改的、全省性质的成果展览，她是主要的筹备人之一。

那段时间，她几乎是以单位为家，每天都带着一身疲惫和满身的油墨味回来。她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管我。

就在这时，舅舅程伟又一次恰好地出现在了我们家。

他这次来，不再是两手空空，而是提着一个印着娃哈哈字样的、红色的铁皮礼盒，里面装着几瓶八宝粥和一些饼干。

他满面红光，看起来精神焕发，像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喜事。

“姐！晨晨！”他一进门就咋咋呼呼地嚷道，“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弟我，要出人头地了！”

原来，他所在的那个半死不活的土产公司，终于要进行改制，准备和一个香港来的老板合资搞一个农副产品深加工的工厂。

而舅舅，凭借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以及常年在棋牌室里练就的、察言观色的本领，居然提前巴结上了港商派来的一个经理，被许诺在新工厂里当一个管仓库的小头头。

“姐，你别看这官不大，”他得意洋洋地对我妈说，“这可是合资企业！以后我就是白领了！跟那些泥腿子可不一样了！”

他这次来，除了炫耀，还有一个目的。

他看我一个人在家没人管，便自告奋勇地提出要带我去乡下体验生活，让他这个未来的“白领”舅舅，好好地带我见见世面。

妈妈大概是忙得实在分身乏术，也或许是觉得乡下空气好，有助于我散心。在舅舅再三保证会把我照顾得白白胖胖之后，她居然同意了。

于是，我就坐上了舅舅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零件哪儿都响的凤凰二八大杠，一路颠簸着，去往那个我只在外公生病前偶尔才会去的、遥远的乡下。

乡下的夏天，和县城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