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2002年的初夏，我们县城的大街小巷，一夜之间像得了某种热病。

所有的店铺，不管卖的是化肥还是女人的内衣，门口都挂上了一面崭新的、红得刺眼的五星红旗。

镇上那家唯一会用电脑刻字的打印店，生意好得忙不过来，到处都贴着“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红色横幅。

那一年，中国队破天荒地踢进了世界杯。

“世界杯”，这个词，像一阵滚烫的、带着汗味的季风，吹进了我们这个偏僻小县城的每一个角落。

连我们学校门口那个卖油条的张老头，都在他的油锅旁边，用粉笔歪歪扭扭地写上了一行字：“吃张记油条，为国足加油”。

我们家，是这场狂热中，唯一的、安静的孤岛。

妈妈对足球一窍不通，她分不清什么是越位，也认不出那个据说很神奇的、留着山羊胡子的南斯拉夫老头米卢。

她只是在我们家属院里的男人们，为了一个点球的判罚而争得面红耳赤时，默默地把我们家的窗户关得更紧一些。

而我那个不着调的舅舅程伟，则理所当然地成了这场全民狂欢里最积极、也最投入的信徒。

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件盗版的、印着“15号”的红色球衣，穿在身上，整天在县城里招摇过市。

他甚至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叫“马麦罗”，因为他听说，巴西队那个最厉害的前锋罗纳尔多，就叫这个名字，而且他也像罗纳尔多一样，剃了一个只在脑门上留一小撮的、滑稽的阿福头。

“姐！晨晨！”他几乎每隔两天，就要冲进我们家，满面红光，神秘兮兮地从他那个破旧的帆布包里掏出几张花花绿绿的、散发着油墨味的盗版VCD光盘，“最新的！内部渠道搞到的！《豪门盛宴》！《世界杯百大进球》！晚上我拿去放，保准一堆人围着看！”

我们家的那台金正牌VCD机，是舅舅去年花了一百多块钱，从一个急着用钱的赌鬼手里买来的。

平日里，他用它来看一些从街边租来的、封面模糊的香港枪战片。

但那段时间，它成了舅舅的印钞机。

舅舅在县城的夜市上，摆了一个小摊，用一台小小的、黑白的电视机，循环播放他那些盗版的足球VCD。

五毛钱看一场，买一瓶他从批发市场趸来的、冰镇的亚洲沙示，可以免费看两场。

他的生意，居然还不错。

很多买不起电视，或者家里女人不让看球的男人，都会在他那儿，花上几块钱，就着一瓶廉价的汽水，看那些穿着不同颜色队服的小人，在屏幕上跑来跑去，直到深夜。

妈妈很讨厌舅舅的这门生意。她觉得那是在“不务正业”、“投机倒把”。

“程伟，”有一次，她终于忍不住，对又来我们家取光盘的舅舅说，“你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就靠这个，能当饭吃吗？”

“姐，你这就不懂了！”舅舅被酒精和虚假的爱国热情烧得满脸通红，他挥舞着手里的光盘，像在挥舞一面旗帜，“这叫什么？这叫‘球迷经济’！再说了，这也不光是为了挣钱！这是为了信仰！为了给咱们中国队，加油助威！”

妈妈看着他那副样子，只是疲惫地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中国队的三场小组赛，我们县城，像过了三次年。

每到比赛那天，所有的店铺都会提前关门，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都传出中央电视台那个姓黄的解说员，声嘶力竭的咆哮。

舅舅的生意也在那几天达到了顶峰。

他甚至奢侈地，买了一箱小鞭炮，在中国队每次被别人踢进一个球后，就跑到院子里点上一挂，用那“噼里啪啦”的声响，来驱散弥漫在空气里的、巨大的失望。

而我们家的空气，则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压抑。

妈妈依旧沉默地，坐在窗前，一针一线地，织着那件永远也织不完的毛衣。

窗外那些喧嚣的、属于世界的狂欢，和我们屋子里这片沉重的、只属于我们母子俩的寂静，形成了一种极其古怪的、互不侵犯的对峙。

我常常会一边假装看书，一边偷偷地观察她。

我看到，她的眉头总是紧紧地锁着，那双原本很漂亮的眼睛，也因为长期的失眠和焦虑，而失去了一些原有的神采变得有些黯淡。

她织毛衣的动作，很快，很机械，像一个上了发条的、不知疲倦的机器。

有时候，舅舅会在我们家唾沫横飞地分析着哪支球队能夺冠。

“……要我说，肯定是阿根廷！你看看人家那个巴蒂，战神！那一脚远射，‘哗’的一下，球门都得抖三抖！”他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拳头，仿佛他自己就是那个“战神”。

妈妈只是低着头，织着毛衣，偶尔会因为舅舅的声音太大，而不易察觉地皱一下眉头。

“不过啊，”舅舅话锋一转，又端起那副半瓶子醋的专家派头，“这足球，它跟人生一样，也不光是看谁的拳头硬。有时候啊，运气，比什么都重要。就看你，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候，抓住那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看着电视机里那些奔跑的小人。

可我却觉得，他那句话，像一颗烧红的、沾着酒气的石子，不偏不倚地正好落进了妈妈那潭死水般平静的心里，烫出了一个看不见的、嘶嘶作响的洞。

我看到妈妈那双正在飞快舞动的、织着毛衣的手，在那一瞬间停顿了一下。

中国队毫无悬念地出局后，舅舅的生意一落千丈。

他把那些过时的VCD光盘，当成废品，五块钱一斤卖给了收垃圾的。

我们县城那股热病，也像退潮一样，迅速地冷却了下去。

大街小巷的红旗和横幅，都被摘掉了，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只有舅舅，还在坚持着。他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了巴西队身上。他说，他从罗纳尔多那个“阿福头”上，看到了一种王者的霸气。

决赛那天，是星期天。舅舅提着半只烧鸡和一瓶二锅头，赖在我们家，非要扛着那台小小的、信号不太好的彩电，看完这场“世纪之战”。

妈妈没有赶他走。她只是默默地，把那件已经织得差不多了的毛衣，收了起来，然后把自己关进了帘子后面的床上。

我和舅舅，就坐在客厅里，看着那场在遥远的、名叫横滨的城市里进行的比赛。

舅舅喝得满脸通红，一会儿为罗纳尔多的错失良机而扼腕叹息，一会儿又为德国队门将卡恩的神勇扑救而破口大骂。

而我，却一个镜头也没看进去。我的耳朵一直在努力地分辨着帘子后面那片寂静里的声音。

我听不到妈妈的呼吸声，也听不到她翻身的声音。她就像一个不存在的人一样，把自己从这个屋子里彻底地抹去了。

下半场，罗纳尔多，那个顶着滑稽阿福头的男人，连着踢进了两个球。

我们家那栋破旧的红砖楼，瞬间就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男人们的欢呼声和叫好声。

舅舅也从凳子上，一跃而起，把手里剩下的半瓶二锅头一饮而尽，然后，像个疯子一样在屋子里又蹦又跳。

而就在他那声嘶力竭的、充满了酒精味道的欢呼声里，帘子后面那个死寂的世界里，突然响起了一声极轻的、几乎被外面的喧嚣完全淹没的气音。

那声音，很短促，也很怪异。

它不像叹息那么绵长，也不像咳嗽那么浑浊。

它更像是一声从喉咙最深处被巨大的压力硬挤出来的、干涩的、短促的笑。

那或许，算是一种笑声。

但那笑声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

它尖锐，冰冷，像一小块冰，掉在了烧红的铁板上，“呲”的一声就消失了，只留下一缕微不可闻的、自嘲的青烟。

它不像哭声那样，是温热的、湿润的、能让人感到悲伤的。

它像一根冰凉的、细细的针，瞬间刺破了夜晚的寂静，也刺痛了我的耳膜。

我的心，在那一刻，不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揪了一下，而是像被这根冰凉的针给狠狠地扎了一下。

我宁愿听到她放声大哭。

因为哭是我能听懂的语言。

可那一声短暂而又冰冷的、不知是何意味的轻笑，却像一个我完全无法破译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号，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从脊背升起的、彻骨的寒意。

我忽然觉得，帘子后面那个一动不动的、黑暗中的妈妈，在听完舅舅那句“强者永远是强者”的醉话后，她不是悲伤，也不是绝望。

舅舅狂欢了很久，直到电视里开始播放颁奖典礼，他才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倒在椅子上，沉沉地睡了过去，嘴里还嘟囔着“罗纳尔多……牛逼……”之类的梦话。

我关掉电视，屋子里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只有舅舅那沉重的、带着酒气的鼾声，和墙上石英钟“嘀嗒、嘀嗒”的声响。

那鼾声，像一台破旧的、漏气的鼓风机，一下一下地吹着这个夏夜里沉闷的空气。

我悄悄地走到帘子边，掀开了一个小小的角。

妈妈没有睡。

她只是坐在床沿上，背对着帘子的方向。

我们家那盏十五瓦的床头灯没有关，昏黄的光像一层薄薄的、温热的蜂蜜，涂在她那个微微弓起的、瘦削的背影上。

她的脚边，放着一只专用的搪瓷脸盆，里面盛着半盆清水。

她刚从单位回来，脚上还穿着那双出门时穿的、浅灰色的、带着细密竖条纹的丝袜。

或许是走了一天的路，天气又闷热，她正微微俯下身，一只手轻轻地、极其缓慢地，将右脚上的丝袜，从脚踝处一点一点地往下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