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她的动作，很轻，也很慢，像是在剥开一层脆弱的、半透明的蝉蜕。
那层薄薄的尼龙织物，随着她的动作，慢慢地卷曲、堆叠，露出了她那截因为长时间被包裹而显得异常白皙、细腻的脚踝。
褪到一半，她停了下来。
她没有立刻把袜子完全脱掉，而是将那只还包裹着半截丝袜的脚伸进了清凉的水盆里。
我听到一声极轻的、几乎无法察觉的、满足的叹息从她喉咙里发出来。
她就那么静静地坐着，让那只脚浸在水里。
水很清，我能看见那层浅灰色的、被水浸湿后变得近乎透明的丝袜，是如何紧紧地、像第二层皮肤一样，贴合着她脚背的每一寸肌理。
透过那层薄薄的织物，她那圆润的脚趾轮廓若隐若现。
过了一会儿，她从盆里抬起脚，水珠顺着那层光滑的尼龙表面无声地滑落。
然后，她才继续刚才的动作，把那只湿漉漉的、带着凉意的袜子，从脚上完整地、轻柔地褪了下来。
她把那只换下来的、还带着她体温和水汽的袜子随手搭在了床头的铁栏杆上。
然后，她又换了另一只脚，重复着刚才那一整套缓慢而又固执的仪式。
我看着那只被挂在床头栏杆上的、湿漉漉的浅灰色丝袜。
在昏黄的灯光下，它不再像平时晾在卫生间里那样，带着一种干净的、属于织物本身的僵硬。
它软软地、服帖地垂在那里，袜口那圈宽边的蕾丝还保持着一个被她小腿撑开过的、小小的弧度。
它像一只刚刚蜕下的、还带着生命余温的蛇皮，安静地散发着一股混杂了皮革、汗水、灰尘和她独有的、淡淡的体香的、极其复杂的味道。
那味道，我隔着好几步远，仿佛都能闻到。
它不像蜂花牌檀香皂那么清冽，也不像樟脑丸那么刺鼻。
那是一种更私密的、只属于她的、让我感到莫名心安，却又忍不住心跳加速的味道。
我看着她那个在昏黄灯光下，显得格外单薄、孤独的背影，看着那只安静地挂在床头的、散发着复杂气息的丝袜。
在屋外舅舅那震耳欲聋的鼾声里，我忽然觉得，我们这间小小的、隔着一道印花布帘子的屋子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唯一重要的地方。
帘子外面的那个世界，那些关于足球的、震天的狂欢，那些属于男人的、粗鲁的呐喊和胜利，都像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与我无关的、一场喧嚣而又虚假的梦。
我就那么站着，看着，直到眼睛都有些发酸。
我没有去想她为什么不高兴，也没有去想那些我看不懂的、属于大人的烦恼。
我只是觉得，能这么看着她，真好。
舅舅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才醒。
他醒来后，头痛欲裂，抱着脑袋喝了好几杯凉白开。
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昨天晚上的狂欢和失态，只是一个劲儿地抱怨，说二锅头的后劲太大。
妈妈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早早地起了床，给我冲了麦乳精，然后就又坐在了窗前。
不过，她没有再织毛衣，而是拿出了一本厚厚的、印着我们县地图的册子，一页一页地慢慢地翻着。
舅舅赖着没走，他在等妈妈开口，借给他回乡下的路费。
我们家那台雪花牌的单门冰箱，是妈妈结婚时的嫁妆，比我的年纪都大。
它平日里总是任劳任怨地工作，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像一个得了哮喘病的老人，发出一阵阵“咯咯咯”的、吃力的喘息声。
就在舅舅喝下第三杯凉白开，正准备开口要钱的时候，那阵熟悉的“咯咯”声，突然变成了一声尖锐的、像被掐住了脖子一样的“嘎——”，然后，就彻底地没了声息。
屋子里，瞬间就安静了下来。只有墙上那只石英钟，还在发出“嘀嗒、嘀嗒”的声响。
“怎么了？”舅舅放下茶杯，茫然地问。
妈妈没有说话。
她站起身，走到冰箱前，拉开那扇已经有些关不严的、沉重的冰箱门。
里面，那盏总是亮着昏黄光的小灯泡黑了。
一股不算新鲜的、混杂着剩菜和冰霜味道的冷气，懒洋洋地飘了出来。
“坏了。”妈妈说，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舅舅立刻来了精神，他觉得这是他一展身手、赖着不走的好机会。
“坏了？我来看看！”他说着，就自告奋勇地，把冰箱后面的插头拔了，又插上，反复了好几次，那台老旧的冰箱依旧像一具沉默的、白色的尸体毫无反应。
“肯定是后面的压缩机出了毛病，”他拍着冰箱嗡嗡作响的外壳，用一种很专业的口吻下着定论，“问题不大，我拿螺丝刀拆开看看，保准给你修好。”
他从我们家那个放杂物的抽屉里，翻出了一把生了锈的螺丝刀，在冰箱后面叮叮当当地鼓捣了半天，弄得满地都是黑色的灰尘和油污。
最后，他满头大汗地站起来，摇了摇头，宣布是里面的线圈烧了，彻底报废了，没得修了。
那个下午，我们家，就眼睁睁地看着那台冰箱，一点一点地，失去了它最后的温度。
冷冻室里那几根我一直舍不得吃的、红豆味的冰棍，最先遭了殃。
它们慢慢地，融化成一摊红色的、甜腻的糖水，顺着冰箱门的缝隙，滴滴答答地流到了地上。
妈妈没有说话，也没有抱怨。
她只是找来一块抹布，跪在地上，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那摊从冰箱里流出来的、黏糊糊的液体。
她的动作，很慢，很机械，像是在擦拭地板，又像是在擦拭某种我们都看不见的、正在从我们生活中，一点点流逝掉的体面。
舅舅看着她那个沉默的背影，大概也觉得脸上挂不住，灰溜溜地不再提修冰箱的事了。
到了傍晚，冰箱里那些剩菜，开始散发出一股微微的、变质的酸味。
妈妈站起身，把冰箱里所有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她把那些已经开始发黏的剩菜倒进了垃圾桶。
然后，她拿着那块抹布，仔仔细细地把冰箱的里里外外都擦拭了一遍，直到那白色的铁皮外壳，又能映出人影。
做完这一切，她才走到舅舅面前，从口袋里，数出二十块钱，递给他。
“路费。你回乡下去吧。”
舅舅拿着钱，脸上有些发烫，他小声地嘟囔着：“姐，这冰箱……要不，我回去找人问问，看能不能从废品站，淘换个旧的……”
“不用了。”妈妈打断了他。
舅舅走后，我们家，陷入了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窒息的寂静。
那台不再制冷的、空空如也的冰箱，像一口白色的、敞着口的棺材，立在厨房的角落里，无声地提醒着我们这个家的窘迫和衰败。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妈妈为什么会那么执着地看着那张市区的地图。
她想逃离的，不仅仅是这个县城，不仅仅是那个会对学生扔粉笔头的王老师和那个充满了烟味与厮杀声的网吧。
她想逃离的，是这一切。
是这种眼睁睁看着冰棍融化成糖水、新鲜的饭菜变成馊水的无力感，是这种生活像一台老旧冰箱一样，在你面前，一点一点地、不可挽回地坏掉的、缓慢的绝望。
更重要的是，她不只想让自己逃离。
她也想让我逃离这里。
她不想让我将来也守着一台会坏掉的冰箱，看着冰棍在我眼前融化却无能为力。
她想让我去一个所有东西都是崭新的、不会轻易坏掉的、闪闪发光的世界。
深夜，我被客厅里一阵细微的、拨动电话转盘的“咯噔”声惊醒。
我悄悄地掀开帘子的一角。
我看到妈妈穿着那件丝质的睡裙，像个梦游的人一样，站在那台红色的电话机旁。她的手里握着听筒。
电话只响了一声就接通了。仿佛那头的人就一直在等着这个电话。
“喂。”是那个我既熟悉、又恐惧的，沉稳而又温和的男声。
妈妈没有说话。她只是紧紧地握着电话，身体在微微地发抖。
我看到窗外那一点点微弱的月光，照在她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脸上。那表情像一个即将走上刑场的、自愿的囚徒。
“……吕局长，”终于，她开口了，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却又重得像一块石头，“我是程蕾。我想……我想当面，跟您汇报一下我的学习心得。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