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立春那天，我们县城并没有立刻暖和起来。

空气里那股烧蜂窝煤的呛人味道，只是被一阵不知从哪儿吹来的、带着河腥味的潮气给冲淡了一些。

街角那个给炉子换底的白胡子老头，敲打铁皮的声音倒是比冬天时清脆了许多，不再那么沉闷。

我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看到电影院门口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已经冒出了几个比米粒还小的、嫩黄色的芽苞。

生活像我们家窗外那条常年流淌的、浑浊的护城河，表面上看起来每天都是一个样子，可底下那些看不见的淤泥和水草，却在随着季节，悄悄地改变着位置。

舅舅是在立春后的第三天来的。

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两手空空，而是提着一条用红绳拴着鳃的、硬邦邦的冻鲤鱼。

那鱼很大，尾巴拖在地上，像一把灰白色的、僵硬的蒲扇。

他一进门，就把那条鱼往我们家那张掉了漆的方桌上一扔，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姐！晨晨！”他搓着被冻得通红的手，脸上带着一种在牌桌上赢了钱才有的、油光满面的兴奋，“看看！野生的！我昨天晚上跟人去水库上下迷魂阵弄的！给你俩补补！”

下迷魂阵是我们这里的一种叫法，就是用很细密的渔网，趁着夜色偷偷地在水库里捕鱼。我知道，那是犯法的，被抓住了要罚很多钱。

妈妈正在水池边，用冷水洗着一捆菠菜。

她没有回头，只是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

那些碧绿的、还带着泥土的菠菜叶子，在她那双白皙得有些透明的手里，显得格外鲜艳。

“又去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她说，声音很平淡，听不出什么情绪，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

“哎，姐，你这叫什么话！”舅舅一点也不生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又把剩下的半包，很自然地放在了桌上，“我跟水库管理所的老张，那是什么关系？铁哥们！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就能给咱家弄点荤腥。这不叫鬼混，这叫有路子。”

他说着，就凑到我跟前，用那只夹着烟的、指甲缝里还残留着黑色污泥的手，使劲地揉了揉我的头。

“我们晨晨现在可是小书法家了！将来是要去市里念书，当大官的！舅舅现在多给你铺铺路，将来你可不能忘了舅舅！”

那条冻得像石头一样的鲤鱼，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开始慢慢地融化了。

一层白色的冰霜，从它灰色的鳞片上褪去，变成了一滩浑浊的、带着土腥味的水，顺着桌子的边缘，滴滴答答地流到了地上。

我们家那块本就已经有些翘起的地板革，就那么默默地把那些水，一点一点地吸了进去。

妈妈没有去擦那滩水。

她只是把洗好的菠菜，整整齐齐地码在砧板上，然后拿起那把陶瓷刀，一刀一刀地，切着。

那“笃、笃”的声音，又轻又密，像一只啄木鸟，在很有耐心地，啄着一棵早已被蛀空了的树。

那个周末，妈妈带我去了县里的邮电局。

她说，要给乡下外公的一个远房亲戚，寄一封贺年的信。

那个亲戚，我只在外公生病时见过一面，是个很沉默的、脸上布满了深刻皱纹的老人。

邮电局里的人不多，空气中有一股很好闻的、邮票背胶和墨水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给我们办业务的，是一个姓刘的阿姨，她认识我妈妈。

她烫着一头时髦的、小卷的卷发，说话的声音，像一只叽叽喳喳的麻雀。

“哎哟，是程蕾啊！”她看到我妈妈，立刻就笑了起来，那笑容，比窗外那点稀薄的阳光还要热情，“好久没见你了，真是越来越精神了！听说你们家晨晨，前阵子还得了个大奖？真了不起！你可真会教孩子！”

妈妈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说：“刘姐，你别听外面的人瞎说，就是孩子自己瞎练着玩的。”

“这哪儿是瞎说啊！”刘姐一边麻利地盖着邮戳，一边把声音压得像说悄悄话一样，“现在这年头，有门手艺比什么都强！你看我们家那个丫头，一天到晚就知道看那个什么流星花园，学人家把头发染得黄不拉几的，气得我呀，差点没拿剪刀给她剪了！还是你们家晨晨，文静，省心。”

她把那封已经盖好邮戳的信，扔进一个绿色的帆布邮袋里，又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凑得更近了些。

“哎，对了，程蕾，我问你个事儿，”她那双画着眼线的眼睛，在我们俩身上扫来扫去，“你们家属院，是不是要拆了？”

妈妈愣了一下，握着钢笔的手停在半空中。“拆？没听说啊。”

“那还能有假？”刘姐的语气里，充满了那种小道消息传播者特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感，“我二姑家的外甥，就在县建委上班。他说，县里早就规划好了，你们那几栋老红楼，连带着后面那片棚户区，都要推平了，盖商品房！听说，开发商就是那个丰泰集团的林老板，阔气得很！到时候啊，你们这些原住户，要么拿钱，要么换新楼。啧啧，你这可是要发一笔横财了！”

我看到妈妈那只握着钢笔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她没有立刻说话，只是看着邮局那扇蒙着灰尘的、大大的玻璃窗。

窗外，一辆运送煤气罐的、破旧的三轮车，“叮叮当当”地驶了过去。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转回头，脸上又恢复了那种礼貌的、看不出破绽的微笑。

“那敢情好，”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谈论别人的事，“真要是有那么一天，我还真得好好谢谢刘姐你，今天提前给我报喜了。”

走出邮电局的时候，外面那阵干冷的风，吹在脸上像被小刀子一下一下地割着。

妈妈没有说话，只是把我那顶歪了的、带着两个毛线球的帽子扶正了。

她的手指冰冷得像一截刚从井里捞上来的铁。

回到家，屋子里比外面还要冷。

那条被舅舅扔在桌上的鲤鱼，已经完全化冻了，软塌塌地躺在那滩水里，两只浑浊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们家那盏昏黄的、蒙了一层油污的吊扇。

妈妈看着那条鱼，又看了看地上那滩已经渗进地板革缝隙里的、脏兮兮的水渍，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

她没有说话，也没有抱怨。

她只是挽起袖子，把那条鱼拿起来，走进厨房。

很快，厨房里就传来了刮鳞片和开膛破肚的声音。那声音，混杂在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里，显得沉闷而又利落。

我能感觉到，刘姐那番话，像一颗小小的、带着泥沙的石子，掉进了妈妈那潭看似平静的心湖里。

它没有激起什么巨大的浪花，却让那原本就已经很浑浊的湖水，变得更加看不清底了。

那个星期三的傍晚，妈妈从单位回来，脸上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压抑着的疲惫。

她一进门，没有像往常一样先走进厨房，而是把她那个布兜，放在了饭桌上，然后坐在椅子上，对着窗外出神。

“妈，今天怎么这么晚？”我一边写作业，一边问。

“嗯，”她背对着我，声音从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里传来，显得有些模糊，“临时开了个会。”

她淘好米，把电饭锅的按钮按下去，那盏红色的指示灯亮了起来。然后，她才转过身，靠在厨房的门框上看着我。

“明天晚上，你跟我出去吃顿饭。”她说，语气很平静。

我抬起头，看到她脸上有一种我熟悉的、压抑着的疲惫。

“市里教育局的领导来了，”她没有解释她是怎么知道的，也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只是陈述着一个事实，“饭局安排在新世纪酒店。”

第二天下午，妈妈很早就从单位回来了。

她没有做饭，而是进行了一场漫长的、近乎于仪式的准备。

她先是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洗了一个很久的澡。

然后，她拿出了一件我从未见过的、崭新的衣服。

那是一件黑色的、样式很简单的羊绒连衣裙，领口和袖口，都镶着一圈细细的、白色的蕾丝。

她站在那面小小的穿衣镜前，给自己化了妆。

她甚至还用那种需要用火柴烤一下才能用的、黑色的眉笔，仔仔细细地描画着自己的眉毛。

镜子里那个女人，很漂亮也很陌生。

那身深色的衣服，让她显得比平时成熟、也憔悴了很多。

我们出门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妈妈没有骑那辆老旧的自行车，而是带着我在路边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新世纪大酒店是我们县城里，唯一一家名字里带大字的饭店。

它就坐落在县政府的斜对面，是一栋六层高的、外墙贴着白色瓷砖的小楼。

楼顶上立着几个巨大的、红色的霓虹灯招牌，在傍晚那片青灰色的天幕下，一闪一闪的，像一只巨大的、正在呼吸的怪物的眼睛。

我们被一个穿着红色旗袍的、高个子的迎宾小姐，领进了一个名叫“牡丹厅”的包厢。

包厢很大，里面摆着一张巨大的、可以坐十几人的圆形餐桌。

桌子上铺着雪白的桌布，上面已经摆好了一套套崭新的、用塑料薄膜封装起来的餐具。

吕叔叔和他的客人们，已经到了。

包厢里烟雾缭绕，一股混杂了酒气、饭菜香和浓重烟草味的热气扑面而来。

吕叔叔正靠在椅子上，手里夹着一支烟，和身边一个我不认识的、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男人谈笑风生。

那个男人看起来很斯文，不像个官员，倒像个大学老师。

看到我们进来，吕叔叔没有立刻站起来，只是笑着，对他身边的人说：“说曹操，曹操就到。”然后，他才站起身，很自然地，朝我妈妈伸出手。

“程蕾，来了啊。”他的语气，既像是领导对下属，又像是老朋友之间的招呼。

妈妈伸出手，和他轻轻地握了一下，指尖刚一触碰到就立刻分开了。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吕叔叔的目光，转向了那个戴眼镜的男人，“这位，是市教育局的陈处长，主管基础教育这一块。旁边这位，是市一中的高校长。”

那个被称为陈处长的男人，也站了起来。

他不像我想象中那样肥胖，反而有些清瘦，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很深的皱纹。

他主动向我妈妈伸出手，说：“程蕾同志，你好你好，经常听老吕提起你，说你是他们局里难得的笔杆子，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他的话，听起来很客气，但那双镜片后面的眼睛，却带着一种审视的、锐利的光。

妈妈的身体，在那道目光的注视下，不易察觉地，僵硬了一下。

但她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脸上，挤出了一个礼貌而又谦卑的笑容，微微地躬了躬身子。

“陈处长您过奖了，我就是做点分内的工作。”

“坐，坐，”吕叔叔指了指他身边的两个空位，“程蕾，你带着晨晨，就坐这儿。”

我被安排着，坐在了妈妈和吕叔叔的中间。

那顿饭，吃得异常的热闹，也异常的漫长。

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我从未见过的、装在漂亮盘子里的菜。

有一道菜，是用一只完整的、被烤得油光锃亮的甲鱼，趴在一个巨大的白瓷盘子里，周围还围着一圈小小的、像鹌鹑蛋一样的、白色的蛋。

吕叔叔亲自用公筷，夹了一块最肥厚的甲鱼裙边，放进我妈妈的碗里。

“程蕾啊，”他说，语气里，充满了关怀，“你就是太瘦了。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来，多吃点这个，大补。”

妈妈低着头，小声地说了一句“谢谢吕局长”，然后，就用筷子把那块滑腻腻的、看起来有些恶心的甲鱼裙边拨到了碗的一角，再也没有碰过。

饭桌上，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我展开。

那些我不认识的叔叔们，轮番地，用一种长辈对晚辈的、充满了赞许的语气，夸奖着我的书法，夸奖着我的学习成绩。

那个斯文的高校长，笑呵呵地说，像我这样的好学生，市一中的大门，随时都为我敞开。

我像一个被摆在展台上的、漂亮的商品，被他们从各个角度，反复地欣赏估价，然后贴上一张张闪闪发光的、写着前途无量的价签。

我全程都只是低着头默默地吃着自己碗里的白米饭。

我能感觉到，妈妈那只放在桌子底下的手，一直紧紧地攥着我的手。

她的手心，全是冰冷的、潮湿的汗。

饭局的下半场，开始喝酒。那个县教育局的张科长，提议说，为了庆祝我们晨晨同学的前程似锦，大家一定要好好地敬程蕾同志一杯。

于是，所有人都端起了酒杯。妈妈的脸，在那一瞬间，变得惨白。

“我……我不会喝酒……”她试图推辞。

“哎，程蕾同志，”那个市教育局的陈处长，放下了筷子，脸上的笑容不变，但语气却变得有些严肃，“今天在座的，没有外人。这杯酒，不是官场上的应酬，是几个长辈，为孩子的未来，喝一杯。你要是不喝，那可就太见外了。”

他的话，说得不重，却像一张无形的网，把妈妈所有推辞的路，都给堵死了。

妈妈的嘴唇微微地颤抖着。她的目光下意识地投向了坐在她身边的吕叔叔，那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

吕叔叔却像是没有看到一样。他只是笑着端起自己的酒杯，对妈妈说：“程蕾啊，陈处长难得来一次，你就少喝一点，意思一下嘛。”

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已经没有了任何转圜的余地。

我看到妈妈，闭上了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她端起面前那杯满满的、散发着辛辣气味的白酒，仰起脖子一饮而尽。

那晚她喝了很多酒。

饭局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吕叔叔说，光吃饭太单调，他已经安排好了下半场的活动，要带市里的领导们，去体验一下我们县城的桑拿。

我们一行人，又分乘几辆车，去了那家名叫金色年华的洗浴中心。

那地方，比新世纪大酒店还要富丽堂皇。

大厅里，铺着厚厚的、能陷进脚脖子的红色地毯，天花板上吊着一盏巨大的、像一串串水晶葡萄一样的吊灯。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混杂了消毒水和某种高级香薰的、让人有些头晕目眩的味道。

一个穿着黑色西装、脖子上挂着对讲机的、像是经理一样的人，恭恭敬敬地把我们领到了二楼。

二楼的走廊光线很暗，墙壁上都用深红色的、软软的皮革包裹着。

经理在一个挂着男宾部牌子的门口停下，又指了指走廊的另一头，对妈妈说：“女士，您的更衣室在那边，会有专门的服务员引导您。”

妈妈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担忧和不安。

“放心吧，”吕叔叔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来照顾晨晨，丢不了。”

然后，他就和其他几个男人一起推开了那扇厚重的、镶着金色铜边的门。

我也被裹挟着走了进去。

那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完全属于成年男性的、陌生的世界。

空气里充满了闷热的、潮湿的水蒸气，混杂着各种各样男人的汗味和沐浴露的香味。

到处都是光着身子的、白花花的、肥瘦不一的男人。

他们有的挺着巨大的啤酒肚，在淋浴头下大声地唱着跑了调的歌；有的三三两两地，泡在那个冒着热气的、巨大的按摩池里高声地谈笑着。

我被一个穿着白色短裤的服务员领着换上了一套同样是白色的、又大又短的浴袍。

然后就被带进了一间充满了浓密白雾的、名叫干蒸房的小木屋里。

那屋子很小，也很热，像一个巨大的、正在加热的烤箱。

吕叔叔和他的朋友们，都赤着上身，只在腰间围着一条白色的浴巾，歪歪斜斜地靠在滚烫的木板上。

他们的皮肤，都被蒸得通红，身上挂着一层细密的汗珠。

我被安排着坐在了离门最近的一个角落里。那里的温度稍微低一些。

他们没有再聊我的事情，而是开始聊一些我听不懂的、关于人事调动和项目招标的话题。

我像一只不小心闯进了巨人国的、小小的蚂蚁，缩在那个滚烫的角落里，听着他们那些充满了暗语和黑话的、高深莫测的交谈，感觉自己随时都可能被这屋子里闷热的空气和那些我无法理解的语言给融化掉。

就在我快要昏昏欲睡的时候，那个市教育局的陈处长突然话锋一转，用胳膊肘捣了捣身旁的吕叔叔，脸上带着一种男人都懂的、暧昧的笑容。

“我说，老吕，”他说，声音，因为喝了酒和被热气蒸着而显得有些含糊不清，“你今天带来的那个程蕾……不简单啊。我刚才敬她酒的时候，你没看见，那小眼神，跟那小眼神，跟刀子似的，刮得我脸上生疼。这种女人，性子烈，不好驾驭吧？”

我那颗昏昏沉沉的脑袋，在那一瞬间猛地清醒了过来。我竖起了耳朵，连呼吸都下意识地屏住了。

桑拿房里很闷，木板烫得人皮肤发疼，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被烤干的松木混合着汗液的、奇特的味道。

吕叔叔靠在滚烫的木墙上，闭着眼睛，像是在享受着高温带来的的晕眩感。

他脸上挂着一层薄薄的汗珠，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油腻腻的光。

他没有立刻回答，只是从鼻腔里，发出了一声很轻的、带着笑意的嗯声，那声音拖得很长，充满了某种回味无穷的意味。

过了一会儿，他才缓缓地睁开眼睛，那双总是显得很温和的眼睛里，此刻却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像是酒足饭饱后的、慵懒的满足感。

“老陈，你看人还是准的，”他慢悠悠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这就像吃鱼。清蒸的鱼，吃的是那个鲜味儿，但总觉得寡淡。还是得吃这种带刺的野生江鱼，肉虽然不一定多嫩，但你把那根最硬的主刺给抽出来的时候，那滋味……啧啧，不一样。”

他这番话说得云淡风轻，却让这间狭小而闷热的木屋里，响起了一阵意味深长的、男人们都懂的、低低的哄笑声。

那个市教育局的陈处长，用他那肥厚的手掌拍了拍自己滚圆的肚子，笑得最大声。

他看了一眼角落里那个满脸通红、不知所措的我，然后转回头，用一种更加肆无忌惮的、带着酒气的粗俗腔调说：

“老吕你这比喻，精辟！不过我可跟你说，这种女人，就是一盘菜，看着好看，闻着香，尝一口，扎嘴！也就你吕局长有这个耐心，肯花功夫去挑刺。要换了我，直接一筷子，夹散了算逑！什么清高不清高，关了灯，拉到床上，还不都一个B样？我就不信，她还能给你念出首唐诗来？”

他的话像一瓢滚烫的、混杂着油污的泔水，劈头盖脸地泼了过来。我感觉我脸上那层薄薄的皮肤，都被烫得生疼。

我下意识地抬头去看吕叔叔。

我以为他会生气，或者至少会出言制止。

可他没有。

他只是笑了笑，摇了摇头，那动作像一个宽宏大量的学者，在纠正一个学生粗浅而又错误的观点。

“老陈，你这就把事情看简单了。”他拿起旁边一条湿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然后，用一种近乎于讲课的、充满了智力优越感的语气，不紧不慢地接着说：

“你说的，是最低级的玩法，那是纯粹的发泄，没意思。对付这种女人，乐趣不在于把她夹散，而在于”品“。你得懂她心里那点九曲十八弯。她骨子里，比谁都傲，觉得全天下的男人都配不上她。可她又不得不低头。所以啊，你不能让她觉得是她在求你，更不能让她觉得是你在强迫她。”

他伸出一根手指，在空中，慢慢地摇了摇。

“你要让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选择。是一场等价交换。她用她最宝贵的东西，换她儿子一个光明的前途。你把这个前途给她画得越大，越光明，她就觉得自己的牺牲越值得，心里那点负罪感，就越少。”

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我看不懂的、近乎于残忍的微笑。

“最妙的地方，就在这儿。她越是说服自己这是一场交易，她就越要敬业。她会比任何一个外面的女人，都更卖力地，去伺候你，迎合你。因为她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她付出的价格。她在床上越是放荡，心里就越觉得自己伟大。她会一边在你身下呻吟，一边在心里告诉自己：看，为了我儿子，我连这种事都做得出来。”

“你看着一个平日里连跟你多说一句话都觉得是恩赐的、清高得像仙女一样的女人，在你面前，褪下所有伪装，用她最看不起的方式，去努力地取悦你……那种感觉，老陈，比单纯的男欢女爱，要刺激一百倍。”

他说完，又闭上了眼睛，靠在墙上，不再说话了。那神态，像一个刚刚享用完一场饕餮盛宴的、心满意足的美食家。

整个桑拿房里，一片死寂。只有墙角那个烧得通红的电炉，在发出“滋滋”的、细微的声响，像一条被烤得快要干死的、小小的蛇。

我坐在那个滚烫的角落里，一动不动。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不小心，听到了魔鬼布道的、迷路的孩子。

那些话，像一根根烧红了的、带着倒刺的铁丝，钻进了我的耳朵里，在我的脑子里搅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滚烫的烂泥。

我忽然明白了。

他们不是不怕我听到。

他们是根本就没把我当成一个能听懂话的人。

在他们眼里，我大概就跟这间桑拿房里，那个用来计时的、不断漏着沙子的沙漏，或者墙角那块被烤得滚烫的、只会发热的石头一样。

我只是一个物件，一个场景里无足轻重的摆设。

或许，在吕叔叔看来，我的存在，非但不是一种威胁，反而是一种更高明的炫耀。

就像一个猎人，在向他的朋友们展示一张完整的、毫无瑕疵的虎皮时，还会特意把那只被他一并捕获的、惊魂未定的小老虎，也放在旁边。

你看，不仅母的被我降服了，连这只小的，也只能乖乖地趴在这里，看着我，听着我，连一声呜咽都不敢有。

那种被彻底无视、被当成一件没有知觉的家具的羞辱感，比他们话语里那些肮脏的内容本身，更像一把冰冷的、生了锈的锥子，狠狠地扎进了我的骨头里。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间桑拿房的。

我只记得，当我换好衣服，被那个服务员领着重新回到二楼那个灯光昏暗的休息大厅时，我看到了妈妈。

她已经洗漱完毕，换上了来时那身黑色的连衣裙。

她没有坐在那些宽大的、舒服的真皮沙发上。

她只是一个人，靠在走廊尽头那扇巨大的落地窗前，用额头抵着冰冷的玻璃，像是在用那份凉意来缓解酒后的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