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关的春天来得热烈,处处春意盎然,河堤上田野里的花草鬱鬱葱葱,红的绿的白的紫的,百花齐放奼紫嫣红一望无际。学堂岭的槐花在阳光下盛开,散发出沁人心田的香气。

旷行云坐在义学堂那间小书房里,面前摊著一本翻旧了的《礼记》,可他的眼睛没有看在书上,而是呆呆地看著窗外那棵老槐树。

老槐树上,几只麻雀嘰嘰喳喳地叫著,跳来跳去。

他在这里教了十年书。

咸丰五年,他从蒲关县学考中秀才,那一年他二十一岁,以为凭著自己的学问,迟早能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光宗耀祖。可七年过去了,他参加了三次乡试,三次落榜。第一次落榜,他安慰自己说还年轻;第二次落榜,他咬牙说下次再来;第三次落榜,他沉默了。

这些年,他娶了妻,生了子,有了家累。方庆玲是个好女人,不嫌他穷,不嫌他没出息,安安心心在家带孩子、做家务,从没抱怨过一句。可越是如此,他心里越不是滋味。

枯坐良久,天色將晚,旷行云收拾东西回到家里。

“行云,吃饭了。”方庆玲端著一碗红薯稀饭走进来,放在桌上,看了看他的脸色,轻声问,“又想什么呢?”

旷行云回过神来,勉强笑了笑:“没想什么。”

方庆玲没有追问,把筷子递给他,转身去抱哭闹的小女儿。旷行云端著碗,喝了一口稀饭,寡淡无味,像他这些年的日子。

义学堂新山长东方木是去年秋天来的。

老山长欧阳攻玉退休回乡了。他在兰关主持义学堂,教了大半辈子的书,头髮白了,背也驼了,实在是教不动了。临走那天,他站在义学堂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棵老槐树,嘆了口气,对旷行云说:“行云,你肯学习,天赋也好。只是一时时运不济,莫要灰心,要以九夫子为榜样,坚持考下去。”

“嗯,学生谨记在心。”

那天,旷行云送老山长到渡口,看著他上了船,心里空落落的。

欧阳攻玉走后,继任的山长叫东方木,是蒲关县教諭的表侄,跟许昌其同年的举人。这人四十出头,瘦高个,脸上总掛著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说话慢条斯理,可每句话都夹枪带棒,让人听得不舒服。

东方木来的第一天,就把义学堂的规矩改了个遍。蒙馆、经馆重新分班,教习重新安排,连学生的束脩都涨了。旷行云依旧教蒙馆,可东方木总嫌他教得太慢。

“旷先生,识字、写字、背三字经,这些东西要教那么久吗?”东方木站在教室门口,看著旷行云一笔一划地教孩子们写“人”字,皱了皱眉,“如今是乱世,讲究的是速成。你这种教法,学生什么时候才能开笔作文?”

旷行云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平静地说:“东方山长,蒙童启蒙,基础要紧。字都认不全,如何读书?书都读不通,如何作文?”

东方木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可旷行云知道,这只是开始。

果然,今年开春,东方木从蒲关县请来了一个年轻秀才,说是后起之秀,学问好,教法新。那秀叫南宫信,二十七八岁,穿一身簇新的蓝绸长衫,口袋里揣著一块怀表,说话带著省城的腔调。

“旷先生,这位南宫先生从今日起,接替你的蒙馆教习。”东方木站在讲堂上,当眾宣布。

旷行云怔住了。他看了看东方木,又看了看那位南宫先生,嘴唇动了动,想问一句“那我呢”,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不用问,答案明摆著。

东方木给他安排了新的差事——管理图书、打扫教室、抄写公文。名义上还是义学堂的教习,实际上跟杂役差不多了。

旷行云没有爭辩。他把蒙馆的课交给了南宫信,拿著钥匙去开了那间积满灰尘的图书室,开始一本一本地整理那些发霉的旧书。他没有辞职,不是捨不得那份微薄的束脩,而是他不知道,离开了义学堂,他还能去哪里。

方庆玲和徐桂兰知道这件事后,婆媳俩掉了好久的眼泪。她不是为自己哭,是为旷行云哭。她知道丈夫的心气高,知道他这些年的委屈。可她一个妇道人家没有办法,也没有让丈夫去找东方木理论,只是默默地擦乾眼泪,第二天照常做饭、洗衣、带孩子。

旷行云看在眼里,心里像刀割一样。

那一夜,他翻来覆去地睡不著,枯坐到天亮。窗外,鸡叫了,天蒙蒙亮。他披衣起身,坐到书桌前,铺开信纸,磨墨,提笔。

信是写给老山长欧阳攻玉的。他写了自己的处境,写了东方木的安排,写了兰关义学堂的变化。他没有诉苦,只是平铺直敘地写,像在写一份公文。可写到“学生旷行云顿首”几个字时,他的眼泪掉了下来,滴在宣纸上,洇开一团墨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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