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故人

王阳明在南京听到松江棉纱风波的消息时，事情才刚刚闹起来。皇庄的便宜棉纱也就才卖了几天时间。南京六部虽是有名无实的閒散衙门，但松江府是南直隶的辖地，织户罢市的消息顺著运河水路传到南京，並不比京师慢多少。

最先告诉他这件事的是他的一个门生。那门生有个亲戚在松江府做吏目，亲眼看见永昌號门口排队买纱的人从街头排到街尾，也亲眼看见好几家纺纱作坊关了门，织工拖家带口地往苏州方向去寻活路。门生说得义愤填膺，说皇庄倚仗权势，以低价碾压民间作坊，实在是有亏圣德。王阳明听了，没有说话，只是让他把细节再说一遍。门生便又把永昌號如何收购棉花、如何架设水轮、如何出货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听到“水轮”两个字的时候，王阳明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

“水轮？”他重复了一遍，“什么样的水轮？是不是架在河边的？是不是带动了一排纺车，同时纺好多根纱？”

门生愣了一下：“先生怎么知道？”

王阳明没有回答，只是问了一句：“那皇庄的管事是谁？”

“听说是张永，司礼监的掌印太监。背后出主意的恐怕另有其人，松江那边都在传，说这水力纺车是工部的范先生弄出来的。”

王阳明点了点头，没有再问。门生告辞之后，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望著窗外院子里那几棵梧桐树，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水轮。水力纺车。一次纺几十根纱。还有那个姓范的工部主事。把这些线索串在一起，范靖这个名字便浮了上来，清清楚楚，毫无悬念。天下能做这种事的，除了范靖，他想不出第二个人。

他忽然想起几年前在滁州梅林里的一个午后。那天范靖讲完了光学折射，两人坐在石头上喝茶閒聊，不知怎么便聊到了《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范靖对这首诗的评价极不客气，说这是道家后学编出来的瞎话，看似洒脱，其实偏激得很，走偏了便成了“什么都別管，什么都別做”，那还要圣贤做什么？要帝王做什么？还要朝廷做什么？这就是无君无父之言。

不过范靖又说，考虑到道家兴起时正是战国乱世，那个时候，正是类人群星闪耀时，他们举目四望，看到的都是些率兽食人的昏君暴君，產生这种想法倒也可以理解。

王阳明当时槓精上身，便笑著问了一句：“以范兄之学，如何判断一个君王是不是昏君暴君呢？”他本以为范靖会从圣人之言、君臣之义的角度来回答，谁知道范靖放下茶杯，认真地给他算了一笔帐。

“设有一户人家，种著一块地。若是没有朝廷，他一年到头能收穫的粮食是x。有了朝廷，朝廷消灭了土匪，减少了他要被土匪抢走的一部分损失；朝廷组织了兴修水利，让他的地的產量有了上升；当然朝廷也要收他的税，拉他去服徭役，弄得不好还会耽误农时，这就又降低了他的收益。设有了朝廷之后，他的收益是y——若y大於x，那便是明君治世；若y等於x，那就是庸君；若y小於x，那便是昏君暴君了。所以某以为，朝廷或者君王，最重要的职责便是促进生產力的发展。”

王阳明记得自己当时笑了一声，追问他这个“生產力”到底是什么。范靖便解释道，生產力就是一个人用同样的时间和力气能生產出多少东西。如果一个人一天只能纺一斤纱，那是很低的生產力；如果他一天能纺二十斤纱，那是比较高的生產力。

《大学》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財恆足矣。』生財之道不过二端，一个是『生之者眾，为之者疾』，就是要开源；一个是『食之者寡，用之者舒』，这就是节流。

提高生產力就是开源。生產力高了，百姓就有了富足的可能，国家就有了强盛的基础。然后只要搞好分配，做到“均无贫”，百姓就能既庶且富了。所以圣人的“安民”、“富民”，归根到底，是要提高生產力。

王阳明对这个说法其实並不反对，但他当时故意抬槓，说你这套东西太功利了，圣人治国，首重教化，其次才是富民。范靖便跟他辩，说教化也要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上——“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两个人从午后辩到黄昏，谁也没说服谁，但王阳明心里其实是认同范靖的大半观点的，只是他觉得范靖说得太“直白”了，直白到几乎不给天理留位置。